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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洪秀全其實遠沒有林清的天分和才干，所以他的事業起初遠不如林清之順遂。

他首先在自己的同學中傳教。由于他的成績在同學中算拔尖的，所以他在同學中還蠻有威信。加上道光十八年的那場大病盡人皆知，所以他說動了同學馮云山和堂弟洪仁玕。

然而，再往下，他的事業就難以為繼了。官祿布附近的人都是看著他長大的，知道他到六歲還尿床，九歲時偷村東頭黃阿公家的紅薯被追得哭爹喊娘，不可能相信他是什么真命天子。有一次他到鄰村傳教，居然被人當成犯了瘋病，按到擔架上給抬了回來。屢受挫折，他只好和馮云山相約“云游天下”，到外面碰碰運氣。洪仁玕對科舉還有一點幻想，忙著趕考，沒有參與他們的冒險。

兩個人首先想到了大城市廣州，那里人煙繁盛，應該有戲。然而，廣州人根本沒耐心聽這幾個鄉下人說“胡話”，整個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都走遍了，連一個人也沒動員到。沒有辦法，他們又回頭北上，進入消息閉塞的山區，這里倒多少有了點收獲。歷經磨難，他們終于掌握了中國秘密宗教的傳教規律：一、只有在偏僻落后的地區，人們消息閉塞，頭腦質拙，容易屈從于命運和鬼神，因此容易入教。

二、免費治病，是傳教的最佳手段。

三、教主應該盡量神化自己，減少與教徒進行近距離的直接接觸，以避免被人發現其口臭、六指兒之類暴露其凡俗屬性的細節。

于是，他們干脆長驅西進，來到大山叢中的廣西，寄居洪秀全的表兄黃盛均家。

1845年前后，廣西桂平、貴縣的山村中流傳著這樣一個消息：從廣東來的一個洪先生，曾經上過高天，見過天帝，被天帝封為太平天子，來到這里，勸人向善。洪先生有特異功能，“能令啞者開口，風癱怪疾，信而即愈”。不管多么重的病，只要找他摸一摸頭頂，口里念誦念誦，就會霍然而愈。求洪先生治病的人越來越多，不過洪先生很難見到，通常都是一個叫馮云山的人傳話。這位洪先生平時居住在深山之中，來去無蹤，一般人輕易見不著。據說有一個打柴人在山上遇到洪先生臥在一塊大石頭上睡著了，變成了一條盤在石上的白龍。據說這位洪先生還會騰云駕霧，一日行千里。

洪先生和馮云山到處勸人敬拜上帝，勸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還說，幾年之后，天下將會大發瘟疫，信教的平安無事，不信的得家破人亡。

五

雖然費盡心機，發展了一百多個信徒，可是洪秀全的生活沒有多大改善。因為深山中的這些窮苦人根本無力供養他們的教主。表兄家連著幾個月的紅薯粥實在倒了洪秀全的胃口。這樣當教主，還不如回老家繼續當“孩子王”。于是他對馮云山說：“表兄家苦，甚難過意。”意思是別傳什么教了，還是回家過安穩日子吧。馮云山意志堅定，不同意撤退，二人“語言有拂逆”。洪秀全一甩袖子，撇下馮云山，自己回老家去了。

如果沒有幾年后意外獲知馮云山在廣西傳教獲得巨大成功，洪秀全也許就此拋棄宗教家的身份，重歸正常社會秩序之內，繼續做大清朝的順民了。如恩格斯所說，歷史需要巨人，就肯定會產生巨人。但是這個巨人不會是意志薄弱的洪秀全。

回到花縣之后，洪秀全繼續做起了私塾教師。然而“孩子王”的生活過了不久，他又厭煩了。他已經屢屢被證明是一個做事沒有常性的人。他突然腦筋急轉彎，既然自己對基督教這么熟悉，為什么不加入真正的教會，做一個領工資的職業宗教工作者呢？對于一貧如洗的他來說，這也是一個非常誘人的前景。

1847年3月下旬，洪秀全來到廣州，到傳教士羅孝全那里學習基督教理。羅孝全對于一個中國人主動來“尋求真理”十分高興，留他學習幾個月后，組織了對他的面試，以決定是否讓他受洗。洪秀全的前幾個問題都回答得還不錯，但是在一個不怎么重要的問題上，他卻犯了錯誤。

《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記載，羅孝全是這么說的：“成為教堂的一名成員并不是某種雇傭，也與金錢無關。我們不應出于邪惡的動機而加入教堂。”

那意思就是說，入教不是為了謀生，也不是為了發財或者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這一下，洪秀全慌了。“受洗后獲得教堂職位的薪金，在當時是正常的事。”（《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別人都有工資，難道偏不發給我？他馬上回答：“我窮，沒有生活來源，加入教堂將丟掉我的職業，我不知以后將怎樣維持生活。”這句話壞了事，教會認為他動機不純，他沒能入教。

懊悔不已的洪秀全只好收拾行囊。他不想再回家面對那些笑容中暗含譏諷和憐憫的父老，于是決定重回廣西去找馮云山，繼續拿山寨版基督教碰運氣。一路上，他都在后悔自己的愚蠢回答。細想一下，他提的根本不是個問題：入了教，教會自然會給自己資金。還是自己的腦筋太笨了！

因為這一偶然，“洪秀全與基督教會擦肩而過”。如果他順利入了教，很有可能以一個溫飽而體面的傳教士為職業了此一生，這個偶然推動了他命運的又一個轉彎。《天國的隕落》因此這樣評論道：“這是洪秀全一生中的一大轉折點，對洪秀全本人乃至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起義

一

中國的農民起義，是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

自秦始皇以來，每隔百十年，華夏大地上就會有一次農民起義來“沉重打擊地主階級的統治，調整生產關系，迫使后繼王朝調整統治政策，推動歷史前進”。那些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我們耳熟能詳：陳勝吳廣、紅巾黃巾、瓦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這些大型起義之外，地區性、局部性的起義更是遍布中國歷史的每一頁。據學者們統計，僅清代，清初以后二百多年間，散見于《清實錄》的農民起義就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

然而，略略翻一翻世界史，我們就會驚奇地發現，“農民起義是歷史前進的動力”這一規律似乎主要在中國有效。西方的農民起義為數甚少。西歐從公元八世紀起，史書上才出現農民起義的記載，從那時起到十六世紀，八百年間，幾十個國家里數得上的農民起義總共不過七八次。西方沒有一個王朝是被農民起義推翻的。西羅馬帝國存在了一千多年，內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銳，但沒有發生一次導致改朝換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國的農民起義使命是改朝換代，規模巨大。而西方農民起義則更像是一種社會運動，破壞性遠較中國為小。公元1024年的法國布列塔尼起義，以恢復古老的村社制度為目標。1525年爆發的德國農民戰爭，主要目的是宗教方面的——為了增進“上帝的榮耀”，實現“基督教兄弟之愛”。997年，諾曼底農民舉行過一次大起義。一位編年史家記載說，這次起義的原因是農民要“按自己的法規來使用森林附屬地和水源”。

如果把起義簡單地等同于革命，我們幾乎可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關心政治的農民。

可事實顯然不是這樣。眾所周知，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強、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會不公正的一個群體。

這樣的一群人甘愿以生命為代價來選擇起義，解釋只能有一個——他們別無選擇。

二

中國農民被稱為“民”“百姓”，而西方農民被稱為“農奴”。從字面上看，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遠高于西方。然而事實恰恰相反。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嚴密的一個群體。

早在商鞅和孟子時代，政治家們就已認定，只有讓農民處于既不“轉死溝壑”，又無“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們世世代代“死徙無出鄉”，才能保證天下太平。從極早開始，中國政治家們就發明了“戶口制度”和“保甲制度”這雙重控制體系，天涯海角內的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被毫無遺漏地織入國家行政網絡之內。在這個控制體系中，居民們一生下來就被登記注冊，不許隨便遷移，不許隨便改變職業，并且相互監視，實行連坐。一家有罪，鄰里遭殃。

這種控制，實際上比西歐那種莊園農奴制度對農奴的束縛要嚴密得多。

與此同時，歷代政府又堅持不懈地阻斷民間社會自發組織的渠道，厲行打擊民間的宗教組織和集會結社行為，使農民在政治上永遠處于一盤散沙狀態。比如元代政府禁止漢人劃龍舟、趕集、夜間點燈。靠白蓮教紅巾軍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后立刻取締了白蓮教。大清律則明確規定，百姓之間結拜兄弟是犯罪行為。

如此嚴密的社會控制，目的當然是為了“萬世一系”，為了能夠最大限度地剝奪農民們的財富以供養自己。中國政權對農民征課的各種租稅，實際上總是遠遠超過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稅一”、“三十稅一”之類的限額。從戰國到明清，兩千多年間，中國的農民，只有在農民起義后建立的一個新王朝初期的三十年內，能夠在溫飽之后略有所余。而其余大多數時間里，他們都處在為溫飽而奮斗終生的處境之下。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和歐洲農奴比起來要低得多。據學者推算，去掉賦稅后，中國農民人均占有糧食通常低于640斤。而中世紀歐洲一個農奴的年糧食消費量就達到1070斤。而且，就連這么低下的生活水平，也時常被大的自然災害和社會動亂毀壞。

專制權力只會越來越貪婪。每當一個王朝進入它的中后期，龐大的官僚機器和官僚隊伍總是像腫瘤一般，進入無法抑制的膨脹階段。與此同時，人口越來越多，人均占有資源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線下。餓殍遍地、鬻兒賣女，是每一個王朝末期必然出現的悲慘景象。

三

西歐的農奴不僅比中國商、周時候的“眾人”、“農夫”具有高得多的獨立性，就是較之秦漢以后的“百姓”也擁有較大的自主活動余地。他們吃的是面包和肉。他們當然也有可能受到過度的侵害，但是由于西方社會從來沒有發展到如中國這樣高度一元化、高度剛性的狀態，所以農民們在與領主利益發生沖突時，往往有各種反抗的渠道，比如聯合起來向國王進行請愿。歐洲國王的王權是脆弱的，國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來與貴族博弈。這樣，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約關系。當內部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被統治階級有渠道進行申訴，不同利益集團會坐到一張談判桌上來協調各方的關系。這就是西方社會沒有中國這樣多而且劇烈的農民起義的原因。

中國農民卻沒有類似的申訴渠道。他們是被堵住了嘴巴并且被分割成一盤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數”，是社會中最容易受損害的群體。他們沒有組織起來推舉自己的代言人來與其他階層博弈的可能，而“青天大老爺”在史書中出現的次數又太少。攔轎喊冤、進京上訪，不但困難重重，而且成功的概率實在太小。在忍無可忍之時，他們也會自發選擇聚眾示威甚至小規模暴亂等手段來進行抗爭。然而，不幸的是，他們的抗爭幾乎從來沒有成功過。這種自發組織起來的行為，觸犯了歷代統治者的大忌，帝王們對這類行為從來都是嚴厲打擊，決不手軟。

讓我們來看一個典型案例。

乾隆皇帝統治后期，由于人口激增，地租迅速上漲，在全國許多地方出現了佃戶要求減租的社會風潮。一開始，這種申訴活動是和平的，老百姓通過直接向縣令跪求或者罷市的方式進行。然而，官府不是不聞不問，就是敷衍過去。于是，有的地方采取了比較激烈的行動。乾隆十一年，福建人羅日光等人“聚眾會議”，暴力抗租。群眾性的暴力事件觸動了帝國最敏感的政治神經，這一事件立刻被報告到皇帝那里，乾隆很快專門下達了諭令：羅日光等借減租起釁，逞兇不法，此風漸不可長，著嚴拿從重究處，以懲兇頑，毋得疏縱……

乾隆皇帝本人是一個非常重視民生的君主。他當政時，曾多次普免天下錢糧。甚至，他在詩文中對饑腸轆轆的百姓也頗具同情、憐憫之心，至于“所愧澤末薄”“輾轉增嘆息”一類憫農自責之句更是比比皆是。但是，當“安定”與“百姓疾苦”發生沖突時，他毫不遲疑地選擇了前者。他擔心以下抗上的“刁風”一開，會威脅到“綱紀”，逐漸動搖大清的基礎。對此類群眾鬧事，他必親下諭旨，屢屢強調“此等刁風，不可長也，當嚴拿務獲首犯奏聞”、“嚴行究治，以懲刁風，毋得稍存姑息”、“刁風由茲斯長，不可不為遠憂也”，要求各地官員務必把動亂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關于民眾與政府的糾紛，乾隆帝講過一句至為精彩的話：“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

官員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雖然愛孫子，但是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因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會反抗祖父。

這就是君主專制統治的邏輯。

在這種思維的禁錮下，政府面對百姓，永遠是一副嚴厲的面孔，絕不認錯，從不退讓，永遠保持著不斷逼近的姿態；百姓面對官府，永遠是一種恐懼、躲避和馴服的表情，永遠只有不斷退卻、無限度忍讓這一種選擇。一方過于蠻橫，缺乏約束；一方過于懦弱，缺乏自我保護能力。在這樣一個沒有自我糾錯能力的傳統社會里，當官進民退到逼近生存這一底線時，只剩下造反這一種可能。

四

“造反”，在舊時代的語言里，是最丑陋、最罪惡、最讓人避之不及的兩個字。

造反不僅意味著一個農民要冒滿門抄斬的風險，而且意味著他要與自己的世界觀、道德規范或者說“綱常”為敵。廣大農民們受的教育是“造反有罪”。正如宋江所說，上山入伙，“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

只有死到臨頭時，農民們才會把手伸向身邊那本來可以屬于他們的糧食：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為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為所劫，而搶掠無遺矣。間有（被捕）獲者亦恬不知畏，曰：“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如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