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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讀史的答問

任何傳統都充滿著內部的差異和矛盾，就像我們每一個人，也常常同自己過不去。孔子主張“謀道不謀食”，一會兒又說：“學也，祿在其中”，還是惦念著錢。一個人尚且這樣，說話沒個準，何況一個學派，何況一個文化傳統呢？所謂“傳統”是這么大，文史哲，儒佛道，從先秦發展到晚清，實在是千差萬別和千變萬化。所以我們談傳統經常只是大體而言，是簡化的敘事。

現代中國人對文化遺產批判很多，一言以蔽之：封建文化、落后文化、反動文化，但缺乏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即便是封建什么的，你不研究是無法批判的。批判宋代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幾乎是“五四”以來知識界的共識，其實是制造一大假案。程頤有過明確的解釋：“天理”是什么？是“奉養”，即人的正常享受；“人欲”是什么？是“人欲之過”，即過分的貪欲。所以整句話的意思是“存正常享受，滅過分貪欲”。孔子說“惠而不費”、“欲而不貪”，也是這個意思，其實沒有什么大錯。新派文人們望文生義，把它理解為一味禁欲，自然就十惡不赦了。這是把儒學弱智化，其實也是把自己弱智化。

窮地方也有好文化，“禮失求諸野”，“野”不就是窮地方么？如果說窮國的文化不好，那么該挨板子的首先應該是西方。因為在幾千年的歷史上，中國大部分時候都比西方富強，在漢代并不窮，在唐代也不窮，而當時西歐、北歐、北美幾乎還是不毛之地。中國在宋代以后也有幾段時期發展得還不錯，雖然整個國勢往下走了，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在十八世紀初還能在歐洲刮起“中國風”，絲綢呵，瓷器呵，茶葉呵，把歐洲貴族們都迷住了，一個個都認為月亮只有中國的圓。在全球航海貿易開始的初始階段，中國一直是順差，白銀都往中國流，這在著名史學家g.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一書里有詳細研究。因為中國的貨品在西方大受歡迎，而歐洲貨品沒有多少能讓中國人感興趣。最后，英國東印度公司沒辦法了，要消除貿易赤字，只好從印度運毒品來，才打了場鴉片戰爭。

回顧這兩千多年，若依照發展至上的思路，中國傳統文化在大多時候是強勢文化和優勢文化，有什么丟人的呢？遇到挫折和失敗，只是近兩百年來的事情。

我們當然不必認同發展至上論，不必像阿q那樣夸耀祖宗，但也沒有必要因為出于一種意識形態的需要來掩蓋歷史。

西學東漸，中國人受益匪淺，包括打破了自己舊史學中的道德主義和神秘主義的框架，但也出現了盲目照搬。比如教科書曾劃定人類的幾個歷史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這么一階一階走的。還把奴隸社會鎖定在銅器時代，把封建社會鎖定在鐵器時代。但據錢穆考證，即使在中國奴隸最多的年代，即使把主人收養的門客都算作奴隸，奴隸也只占總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么能說那是一個“奴隸社會”？為什么西方有一個奴隸社會，我們就一定要有一個？馬克思談到“亞細亞生產方式”，對亞洲歷史是擱置的，是留有余地的。把“五階論”強加到中國頭上，是中國人作繭自縛。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法國直到十八世紀才廢奴，英國直到十九世紀才廢奴，美國最初的經濟發展，就是靠了數以百萬計的黑人奴隸辦農場，是典型的奴隸制資本主義。與此同時，俄國直到十九世紀，光是保留的男性農奴就有一千多萬，給資本主義提供廉價勞動力。巴西、古巴等南美國家的奴隸制，甚至一直殘存到二十世紀前不久。這些都是“五階論”所遺漏了的事實，是繞不過去的疑點。

奴隸制不僅僅是歐洲史的一段。事實上，如果說歐洲文明有什么特色的話，宗教、法制、民主、形而上學等等是特色，奴隸制也是特色之一，一直延伸到所謂封建時代和資本時代，與不同的生產技術和政治體制有過不同的結合。奴隸制不過是人畜關系在人際社會的復制，是一種游牧民族的“牧民”的方式。

要了解歐洲傳統，不了解游牧至少是瞎了一半。除了一些沿海城邦，游牧曾經是古代歐洲人主要的生存方式，或者至少是主要生存方式之一。

他們為什么吃飯用刀叉不用筷子？這就是牧民習慣，把獵具當成了餐具。為什么最喜歡燒烤的面包和牛排？還是牧民習慣，流動性強，缺少固定的廚房以及鍋灶，只好野外燒一把了事。西服為什么最多采用毛呢和皮革？還是牧民習慣，因為這些材料最容易得到，是畜牧產品。還有，他們為什么樂于流動遷移？為什么善于交際以及公開演說？為什么有過騎士階層而且動不動就決斗？為什么有史詩、歌劇、美聲唱法、奧林匹克？為什么娛樂的項目多為騎術、賽馬、馬戲、奔牛、斗牛、擊劍？……這一切現象后面都有牧人的影子，有牛馬味和草原味。

歐洲人最恨別人吃狗肉，與他們對牧羊犬的感情可能是分不開的。美國人喜歡槍，禁槍法案在國會總是通不過，與牛仔們對武器的感情也可能是分不開的，不僅僅是一個自由不自由的問題。有些中國人常常用農耕社會的經驗去想象西方，結果就鬧出一些誤會。有一本走紅的書，寫到法國皇帝在凡爾賽宮開舞會，與臣民們一起跳舞，于是開始感嘆：你看人家多風雅呵，多文明呵。哪像中國的皇帝呢？其實，跳舞是牧民們閑下來時最常見的娛樂方式，就像書法、篆刻、曲藝等等是中國農耕民族的傳統，沒有什么奇怪。即使那個法國皇帝是個好皇帝，但跳舞也不能成為證明。正像一個法國作家不能因為中國皇帝寫詩、編書、寫字、修史、唱戲、甚至裝模作樣地犁一下田，就驚訝萬分，就認定中國皇帝比法國皇帝更高尚，或是中國文明一定比歐洲文明優越。

古代歐洲人蓄馬蓄牛，結果很自然想到了人，便把人也蓄了，鬧出了一個奴隸制。他們看斗牛和賽馬不過癮了，就想看看人是怎樣互相角斗，這樣就有了古羅馬的奴隸角斗。在東方，西藏同樣有奴隸制的漫長歷史，同樣是對人畜關系的一種復制。這是農耕文化里不那么主流的東西。

作為一個讀者，總的印象是：我們現存的大部分史學教科書是見瓜不見藤，見藤不見根。什么意思呢？就是說：這種史學基本上是帝王史、政治史、文獻史，但缺少了生態史、生活史、文化史。換句話說：我們只有上層史，缺少底層史，對大多數人在自然與社會互動關系中的生存狀態，缺少周到的了解和總體的把握。

錢穆說中國史學重人，西方史學重事；又說中國史是持續性的，綿延的，西方史是階段性的，跳躍的。這都是很精彩的創見。但他的眼光還是局限于貴族和精英，具有儒家傳統中最常見的缺點。他曾經寄希望于國民黨政府，覺得蔣介石代表了貴族，有正統氣象，因此對一九四九年的結局十分困惑茫然，身為歷史學家卻解釋不了這一段歷史。

革命史學家們算是重視人民大眾了。像毛澤東，一看到造反的戲就鼓掌，說卑賤者最聰明，說人民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但這個能夠向下看的史學，眼界還是不夠寬廣，比如他們關注的底層史只剩下階級斗爭，造反有理，只是把帝王將相史來了個倒置。郭沫若跟著毛澤東批帝王將相，在“文革”期間批到了杜甫頭上，說杜甫是個剝削階級代表，說杜甫在鄉下的房子有“三重茅”，是最舒適的別墅，把階級斗爭搞得太離譜，幾乎漫畫化。

以前的知識精英大多養尊處優，不像底層民眾那樣，對生態壓力感受得更直接和更強烈。生態與文化的關系，生態與制度的關系，生態與階級斗爭的關系，直到工業化后期，直到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推行西方化時，才成為一個突出的知識難點。

全世界都想西方化，但化來化去，大部分沒有化成，聯合國的報告說，有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反而越來越窮了。就算富了的地方，也不一定成為美國第二，比如海灣阿拉伯國家。這才引起了知識界的思考：制度的移植是不是沒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和簡單？是不是還得考慮其他更多的條件？中國人多地少，顯然限制了土地制度的選擇，也限制了勞動力升值的空間。這就是生態制約制度的例子。中國人最講人情面子，一熟就和氣，就“哥們兒”，就把原則打折扣，極大阻礙了民主與法制的推行。這就是文化制約制度的例子。所以說，人們對現實的反思，啟發了人們對歷史的重新審視，可以說是一種“今為古用”吧。

克羅齊說過：一切歷史都是現在時。如果我們現代人沒有新的知識，就沒法開始新的歷史發現。歷史是通過發現而存在的，是用現代知識這個鉆頭從遺忘的暗層里開掘出來的。

弗雷澤和湯因比是“日不落帝國”的學者，有航海越洋的條件，可以到各個殖民地去游歷，在西方學者中可能是最早具有全球意識的。他們的研究一開始可能受到帝國擴張政策的鼓勵，研究的結果卻引導出文明的多元性，引導出文化相對主義，還有生態學、文化學一類新的知識領域，對西方中心論實際上給予了最初的動搖，與摩爾根、泰勒等早期的文化人類學家大不一樣。

法國的布羅代爾在此基礎上多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有一點生態學和文化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味道。他寫資本主義史，首先從人們的經濟生活寫起，從人們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寫起，甚至從物種、家具、疾病寫起。你可能覺得他寫得有點瑣碎，但他推導出來的結論很有力量，也往往讓人吃驚。比方說他很重視人口數量，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生活、經濟和資本主義》這本書里，一開始就不厭其煩地加以詳細考察論證。

人口當然是構成廣義生態的重要因素，特別值得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的學者們注意。比方說文景之治、中興之治、貞觀之治，都有戰亂帶來人口大量減少的背景，人地緊張關系大為緩解是這些“盛世”的基礎。又比方我們常說中國人性保守。但《詩經》里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時候戀愛很自由呵，而且入了“經”，差不多是最高指示。為什么后來出現男女大防？諸多原因之中，人口劇增恐怕就是重要的一條。清政府“攤丁入畝”，廢了人丁稅，大家不需要瞞報人口了，統計人口數便爆炸到三億多，有一說是到了四億多，其實可能只是以前瞞報的部分浮出水面。這個數字至少是歐洲的五六倍，在有些時候甚至是十多倍。到處都人滿為患了，加上從西北地區開始的生態惡化，把玉米這些山地作物引進中國也不夠吃了，你還讓大家成天男歡女愛怎么得了？

《國語》里記載：越王勾踐為了強國，為了增加人口，“欲民之多”，便鼓勵臣民們“淫泆”。這就是人口與風化之間關系的證明之一。而宋代以后日益森嚴的男女大防，不但有鞏固家族制的意義，也可說是當時的避孕術，是不得已的節制生育運動。當時沒有避孕藥和避孕套呵。至于是否達到了預期效果，是另外一回事。

歐洲的人口壓力較輕，缺乏農耕社會里普遍的植物知識和中草藥知識，死亡率總是較高。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文化相對鼓勵愛情和性，就有了生存的合理性。基督教主張節欲，但也嚴厲反對墮胎，還嚴厲壓制同性戀這種“開花不結果”的行為，在中世紀把同性戀者拉去一個個殺頭，也都有了生存利益的背景。以至后來不少同性戀者，常常有一種反基督教專制的叛逆色彩。

不了解當時的生態，包括人口、物種、地理等等情況，很可能就冒道德主義的虛火，說傳統禮教只是一些居心不良的家伙所為，純粹是不讓我們中國人過幸福日子。這種指責是一種最偷懶的解釋。歷史上有沒有壞人？當然有。但從一個長時段、大范圍的歷史來看，個人道德因素是很微弱的。大勢好的時候，壞君壞臣也會辦好事；大勢不好的時候，好君好臣也會辦壞事。

任何“決定論”都是片面的，單元的，機械的，比如地理決定論就忽略了文化、政治等因素對地理的反作用。我在印度的時候，發現街上有很多自由自在的猴子、松鼠、鳥，就像走進了動物園。他們的動物保護和生物多樣性要比中國好得多。要說原因很簡單：印度宗教強大，教徒們不殺生，連蒼蠅和蚊子也不打，不像中國人那么好吃，連青蛙和麻雀都快吃光了。這就是宗教的作用。

也許，印度教以及佛教最開始都是對天災或者人禍的文化反應，是一種生存方式的被迫調整，但一旦形成以后，就會反過來發生各種影響，包括發生對生態的影響。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們看歷史不僅僅要談生態，也要談別的，談復雜的因果網絡。

各個人類共同體出于不同的生存環境和生存經驗，會有不同的知識重點，不同的表達方式和話語體系，但都是對人類命運的共同關切，都是生存智慧的結晶。你不能說水面上的陽光才是陽光，其他陽光就不是陽光。

美國的先民到北美以后，先是戰爭屠殺，后是帶來傳染病，把印第安人滅了幾千萬，整個新大陸空空如也，販來一些黑人，還是人手不夠，所以大家都習慣于自己動手，連一個個總統也當木匠，自己蓋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