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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是長于歌唱的民族，精神幾乎全部溶解在歌聲里，遠古“樂”教傳統比漢民族延綿得更為長久。人人都是天才的歌手，不論是酋長，還是僧侶或者牧人。以至于他們的善飲，似乎只是為了使他們有更多放歌的豪興；他們的嗜肉，似乎只是為了使他們體魄更為健壯厚重，更容易在胸腔內灼烤出西方式的美聲和共鳴。他們放牧時騎在馬背上的悠閑，或者躺在草地上的散漫，則為他們的歌唱提供了充足時光，為一切辛勞的農耕民族所缺少。

歌唱，加上接近歌唱的朗誦，加上接近朗誦的詩化日常口語，構成了他們的語言，構成了他們歷史上最主要的信息傳播方式。在公元十二世紀以前的漫長歲月里，他們甚至沒有文字，不覺得有什么書寫的必要。

俄國詩人普希金端詳過這個粗心于文字的民族，說蒙古人是“沒有亞里士多德和代數學的阿拉伯人”。但這并不妨礙蒙古深刻地改變過俄國，在很多西歐人的眼里，粗獷強壯的俄國人已經眼生，只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歐洲人。這也不妨礙蒙古深刻改變過中國，在很多南方人眼里，雄武樸拙的北方人同樣眼生，不過是蒙古化或半蒙古化了的中國人。蒙古的武藝甚至越過了日本海，成為了相撲（摔跤）和武士道傳統的源頭；甚至越過了白令海峽，融入了美洲印第安人的生存方式以及后來美國人的“牛仔風格”。他們的長調一度深深烙印在其他民族的記憶中和樂譜上。俄國音樂中的悲愴，中東音樂中的憂傷，中國西部信天游（陜甘）、花兒（青海）、木卡姆（新疆）等音樂素材中的凄婉，很難說沒有染上色楞格流域和克魯倫流域的寒冷。從英吉利海峽一直到西伯利亞流行的sonnet（商籟體詩歌），深深藏在蒙語詞匯中，很難說沒有注入過蒙古牧人滾燙的血溫。

北半球這種泛蒙古的大片遺跡，源頭十分遙遠而模糊，其中最易辨認的，只是公元一二零六年的“庫里爾臺”，即蒙古各部落統一后的酋長會議。成吉思汗登基，熱血在歌潮中燃燒，腰刀在歌潮中勃勃跳動，駿馬在歌潮中揚蹄咆哮，突然聚合起來的生命力無法遏止，只能任其爆炸，化為一片失控的風暴。后世史學家們的筆尖每到此處也為之哆嗦。馬背上的成吉思汗宣布：“人類最大的幸福在勝利之中：征服你的敵人，追逐他們，剝奪他們，使他們的愛人流淚，騎上他們的馬，擁抱他們的妻子和女兒！”于是一個散弱的民族從漫長的沉默歷史中崛起，以區區不過百萬的總人口，區區不過十二萬的有限兵力，竟勢如破竹橫掃東西南北，先后擊潰了西夏、南宋、喀拉汗、花剌子模、俄羅斯、波斯、日耳曼以及阿拔斯王朝，鐵騎踐踏在莫斯科、基輔、薩格勒布、杭州、廣州、德里、巴格達、大馬士革，直到穿越冰封的多瑙河，西抵亞得里亞海岸。人類史上一個領域最為遼闊的國家，隨著他們似乎永不停止的馬蹄和永不回頭的塵浪，突然閃現在世人眼前，幾乎沒收了全部視野。

巴格達城破之時，除了極少數熟練工匠留下來，八十萬居民被屠殺殆盡。征服者比虎豹還要兇猛和頑強，可以舉家從軍，在缺吃少眠的情況下日夜兼程，三天就掃蕩匈牙利平原；可以枕冰臥雪，僅靠一點馬血、泥水甚至人肉，就精神抖擻地跨越高加索山脈。他們的皮袋既可以儲水，又可以充氣后用來過河，再加上煉鐵技術提供的一點馬蹄掌、弓弩、鉤矛和釘頭錘，這一類簡易粗陋的用具就足以助他們永遠地向前，“像成群的蝗蟲撲向地面”，“不屈不撓，戰無不勝”，“與其說是人，不如說是鬼”（見馬修·帕里斯的《英國史》，1852）。他們是一支歌手組成的軍隊，因此習慣于激情的噴發而不是思想的深入，因此不在乎法律，不關心學問和教化，不拘泥于任何作戰規程，包括不需要什么后勤輜重。相反，他們的后勤永遠在前方，在敵人的防線那邊，是等待他們去劫掠的一切糧草、牲畜、財寶以及俘虜，是全世界這個取之不盡的大庫房。

這些身披獸皮盔甲面色粗黑的武士，說著異族人誰也聽不懂的話，對于世界來說是一群不知來歷莫知底細的征服者。但武可立國，治國則不可無文。一個厚武而薄文的帝國，體積龐大得口耳難以相隨，首尾難以相應，恐怕一時有些手足無措。成吉思汗的戰略是首先聯合“所有住在氈篷里的人”，從而將部分突厥人納入自己的營壘，但知識與人才還是遠遠不夠。于是阿拉伯人被用來管理貿易和稅收，中國人被用來操作火炮和醫藥，擅長交際的歐洲人則被遣去處理一些外交事務——其中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就給忽必烈大汗當了多年使臣，還在揚州當上地方官。蒙古大汗們并不認為這有什么危險，對美物奇器酒香肉肥以外的一切甚至無所用心。元朝一道刻在寺院石碑上的圣旨這樣寫著：“長生天帝力里，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溫、先生、達識蠻每：不揀什么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么道有來……”這一段漢文讀來如同天書。其實“和尚”是指佛教徒，“也里可溫”是指基督教徒，“先生”是指道教徒，“達識蠻”是指伊斯蘭教徒。“每”相當于“們”。全句的意思是：圣上對各種宗教一視同仁，不論你們念的是什么經，只要是告天祝壽的就統統念起來吧。

這里的多元共存態度，作為一種官方文化政策足可垂范后世；但粗野雜亂的行文，愣頭愣腦的口吻，如同街頭巷尾的大白話，驅牛逐馬時的吆喝，透出一股醺醺的酒氣，完全暴露了帝國在文化上的粗放，哪有堂堂朝廷圣旨的體統和氣象？事實上，帝國在文化上一開始就無法設防而且比比破綻，以弓矛開拓的疆土，最終難逃來自異族文化的肢解和吞食。公元十三世紀后期，經過了一百多年多少有些短暫的強盛，一個不擅長文字的民族，一個缺少思想家和學術典籍的民族，從而也就缺乏成熟國家制度和成熟文化控制的民族，迅速被占領區的其他族群同化，在習俗、語言以及人種上皆有消泯之虞。

依稀尚存的帝國也大體上一分為三：旭烈兀的伊爾汗國尊奉伊斯蘭教，定都北京的忽必烈在中國接受了佛教（喇嘛教）和儒家思想，別爾克的俄羅斯金帳汗國則部分引入了東正教。各大汗國之間爭權內戰，腥風血雨，最終耗竭了帝國的生命，一只軍事恐龍在文化四面合圍之下終于倒斃。

像一道閃電，帝國興也匆匆亡也匆匆，結束得太快，連當事人也來不及想清楚這是怎么回事。除了后世少數學人，對于大多數牧人來說，這一段歷史如真如幻，似有似無，撲朔迷離，支離破碎，只是草原長調中增加了一則血色的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