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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三策”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chǔ)，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建立起一個具有神學傾向的新儒學思想體系。

在“天人三策”里，董仲舒引用并發(fā)揮了《春秋》，將自然界的災異變化和人類社會聯(lián)系在一起，認為如果人君有道，治國有方，那么就會天降祥瑞；反之，如果人君縱情享樂，不顧百姓死活，那么就會爆發(fā)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這時候，上天還沒有放棄自己的兒子——“天子”，所以這些自然災害只能算是一種警告，可是如果人君還是不知悔改，那么災害就會越來越多，直至國破家亡，宗廟毀壞。

可以看出，仲舒的儒學不但與孔子不同，與相對較近的孟子相比也大大不同。他的學問里似乎融入了稷下學宮陰陽家鄒衍的五德終始、陰陽感應學說。當然，董仲舒學問的主體還是儒學，他提出“天人交感”渲染災異變化，主要是為了約束至高無上的皇帝，因為經(jīng)過了秦朝的二世而亡，漢初的有志之士已經(jīng)看出了過分集權(quán)的危害，因此被秦始皇廢止的分封制又開始在高祖劉邦手下復活。

那么，如何做才是有道呢——這才是董仲舒的重點——當然是興儒學，不光是興，而且要定儒學為一尊。其他百家雜說在董仲舒眼里都是胡說八道、惑人耳目的，所以要“悉罷之”。

但他似乎忘了，自己的儒學不是“純正”的儒學。

這世間有“純正”這一說嗎？

任何所謂“純正”的東西，都要追根溯源到其“始祖”，正如純種的狗和馬，人們都能追溯到它的祖先多少多少代，其族譜比大多數(shù)人還要健全完備。

人們當然可以假設(shè)孔子的學問是真正的儒學，那么孔子的學問是哪里來的呢？傳說他也曾求教于老子，難道可以說，其實真正的儒家是道家嗎？孔子一生里最崇敬的人是周公，他也一直以推行、復興周禮為己任，難道可以說第一個儒家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嗎？若真是這樣，為什么稱儒家為孔門，而不是周門或旦門（周公名旦）？

不但如此，仔細推敲《論語》，人們會發(fā)現(xiàn)，孔子并非沒有法治的概念，只不過他更看重德治和禮治罷了……凡此種種，難道可以說真正的法家都是儒家嗎？其實，儒也好，法也罷，都各自有其上古的源流——這個問題是說不清的，因為時代太久遠了，材料都湮滅了——只不過流傳至后世，各人的側(cè)重點有所不同，孔子重德重禮，而韓非、李斯這些人更重嚴刑峻法。

一種學說的創(chuàng)立，當然不可能憑空捏造，必是在總結(jié)前人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才能形成，所以要“江海不擇細流”以“就其深”，要泥沙俱下，不能“擇善固執(zhí)”，因為太多時候，由于人類生命的短促和視野的狹窄，并不能、并沒有能力判斷什么是“善”。所以現(xiàn)在的人非常看重多樣性，無論是物種多樣性，還是文化多樣性，因為保護了多樣性，就是給我們的子孫留下了更加廣闊的選擇空間。

董仲舒的這個提議，顯示了他“獨霸學壇”的野心，所以與其說他的“獨尊儒術(shù)”是出于安定天下的公心，倒不如說是出于顯揚自我的私心，盡管這種私心可能連仲舒自己都沒有察覺到。

那么，具體應該如何尊儒呢？董仲舒提出了捆了中國人兩千多年的“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從思想方法上來說，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與孔孟是如出一轍的。

孟子主張王道，所謂“內(nèi)圣外王”，他是將孔子的“禮治”思想發(fā)揮到了極致的，將每個人都塞進了一個小格子里，不能超越本分，如此也就海內(nèi)治平，再無紛爭了。

董仲舒也是一樣，君臣父子夫妻，只要恪守其道，那么天下大治還會遠嗎？

無論董仲舒的學說怎樣，武帝被他打動了，因為他的“獨霸學壇”的氣魄，與他的“大一統(tǒng)”夢想是契合的。因為，這里面都有一種深植于一般人頭腦中的美學觀——整齊，武帝是不能容忍他掌舵的漢朝再如以前一樣，諸侯國各自為政，整個國家如野草生長似的，他要為這個國度立規(guī)矩。

不久，仲舒的學說為武帝推重了。可是武帝知道他只是一個困守書齋的學究，所以并沒有委以大任，而是派他做了江都易王劉非的國相。劉非一向桀驁不馴，可是或許是懾于董仲舒的大名吧，在董仲舒到了之后，竟然對他禮敬有加。不過董仲舒的道德學問是沒法感染他的，他仍是整天胡作非為。董仲舒知道這樣下去必然惹禍上身，于是不久辭官回家，此后一直潛心著作。期間武帝也常遣人向他求教朝廷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