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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走一遍流程下來，一本卷子上布滿了各種顏色。這是因為清朝對閱卷官在試卷上的用筆顏色有很嚴格的規定：謄錄官用朱筆，監臨官及監試、提調、受卷、彌封、外簾收掌等官用紫筆，同考官與內簾收掌官用藍筆，對讀官用赭筆，正、副主考官則跟考生一樣用墨筆，合起來總稱“五色筆”。

李振鄴將張漢的卷子處置為落卷后，這才開始尋覓自己的關節考生。分到他房中的卷子，只找到了兩本通關節的考生，自然不夠。對此，李振鄴早有準備，立派小親隨靈秀拿著自己寫的名單和關節字條到其他同考官的房中去查對答卷，稱為“摸索”。靈秀果然不負所望，按字條上的名單將二十五本關節卷子全部尋獲。

帶有暗號的卷子找到后，李振鄴便親自出馬，與相關同考官套交情，提出交換的條件，你中我的，我則中你的。除李振鄴、張我樸外，同考官蔡元禧、項紹芳等均有各自的關節考生，接受賄賂、私許密約者加起來已經超過一千人，超過了錄取名額二百零六名的四五倍。賄賂托請的人如此之多，名額卻是有限，面對僧多粥少的局面，眾考官經過反復推敲、權衡利弊，最后制定了兩條以士子父輩爵位高低財產豐薄為順序的錄取標準：爵高者必錄，爵高而黨羽少者次之，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弟無不中；財豐者必錄，財豐而名不素布者又次之。

自古科舉取士被稱為“掄材大典”，原本該是朝廷為國家選拔人才的最好機會，而考場內眾考官卻肆無忌憚地作弊壞法，不加掩飾地瓜分中榜名額，實在是令人側目。考場外也不平靜，關于考生向考官暗通關節的流言蜚語充斥著整個京城。

最后桂榜發榜的結果，李振鄴的二十五名關節考生中取中五名，如愿以償。而張我樸為了自己的關節考生，硬是擠掉了另一同考官郭濬的關節考生浙江嘉善貢生蔣廷彥、蔣文卓兄弟。郭濬為了有所交代，有意將李振鄴、張我樸的丑行告訴了蔣廷彥。蔣氏兄弟自然懷恨在心。而眾考生也發現這一榜有不少問題——不少胸無點墨的榜上有名，詩書滿腹的則名落孫山。一時間，物議沸騰，群情洶洶，其中尤其以張漢和蔣廷彥兄弟意見最大。

李振鄴和張我樸等人竟然還不知道收斂，爭相夸耀某某榜上有名是他出力的結果，指名道姓涉及者多達數十百人，猖狂已極，無少顧忌。張漢氣憤之下，寫了一篇揭文，告發李振鄴貪贓枉法，投送到科道衙門（六科給事中與都察院各道監察御史官署的合稱，都察院即為唐宋時的御史臺）。

有個杭州貢生張繡虎甚有心計，竟然想到敲李振鄴和張我樸竹杠的主意。張繡虎先是找相識的吏科給事中陸貽吉（《東華錄》作陸姓，據吳偉業《吾谷行》注及王應奎《柳南隨筆》，貽吉姓嚴，為嘉靖大學士嚴訥裔孫），要他出面去給李振鄴和張我樸帶話。陸貽吉哪里會惹這種麻煩，于是張繡虎就自己拿著張漢的揭文直接去找李振鄴、張我樸二人，敲詐了一千二百兩銀子。

蔣廷彥、蔣文卓兄弟也不甘寂寞，步張漢后塵寫了一份揭帖（傳單），預備公開張貼在市集上。揭帖中揭發了張我樸以權謀私的事實，為了舉證，還特意提到張繡虎成功敲詐李振鄴、張我樸的情節，以表示李、張二人心虛，并說明被敲詐的一千二百兩銀子是另一名同考官陸貽吉經手的。陸貽吉聽說后急忙趕來，怒斥蔣文卓并和其理論。蔣文卓于是在揭帖上刪掉了陸貽吉的名字。

但陸貽吉見到滿城風雨，輿論大嘩，便告訴同僚任克溥說：“張漢與蔣文卓寫揭帖揭發了今科之弊，想不到把我的名字也無端牽涉了進去。我自己要上疏，檢舉這件事。”其實他本人確實曾為行賄的士子和受賄的同考官居間說合，心中不能自安，所以才有自我檢舉的意思。但他一時又下不了決心，依然心存僥幸，是以一直觀望，未見行動。

任克溥時任刑科右給事中，他之前也曾努力謀取同考官一席未果，此時便對陸貽吉的話留了心。之后，任克溥暗中將事情了解清楚后，并沒有立即上疏揭發。他時任給事中，正是負責監察的官員，卻隱忍不發，顯然是幕后涉及黨爭。他駐足觀望，只是在等待最好的時機。

這一場鄉試鬧得滿城風雨，朝野盡知，唯獨順治皇帝一人被蒙在鼓里。此時，他寵愛的董鄂妃剛剛生下了一個兒子，皇帝歡愉異常，眼中只有董鄂妃母子不說，還公然宣稱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為“朕第一子”，隱隱有立為皇太子的意思。隨著新生兒的誕生和皇帝鮮明的態度，清后宮內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變得更加殘酷。一時之間，董鄂妃母子成了眾矢之的。

也就在這個時候，皇帝的母親孝莊太后聲稱身體不舒服，要到皇家苑囿南海子（故址在今北京大興）養病，并諭諸后妃及百官視疾問安。董鄂妃剛剛生產不久，身子還十分虛弱，但她知道太后素來不喜歡自己，而皇帝為了封自己為貴妃一度與太后交惡，為了不讓太后與皇帝母子再次失和，她堅持前往南海子伺候太后，并朝夕侍奉以至于“廢寢食”。

當年十月十六日，順治皇帝巡幸南海子，其實是想借機探訪董鄂妃。就在這次巡幸時，順治皇帝突然召見諸大臣及科道官（六科給事中與都察院各道監察御史的統稱），面諭眾官要恪盡職守，不得徇私包庇。

刑科右給事中任克溥感覺時機來臨，就此上疏參奏說：“北闈榜發之后，途謠巷議，到處都有不滿怨言，此中弊竇甚多。”他還拿出了蔣廷彥和張漢所投送的揭帖，舉例說中試舉人陸其賢是用銀三千多兩通過吏科給事中陸貽吉向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賄買得中的，并指出類似這類事不在少數。

順治皇帝本來正在興頭上，意氣風發，突然接到了這樣一封奏疏，見之前的殷殷期望付諸流水，當即龍顏大怒，下令吏部、都察院嚴加追查。順天科舉大獄由此而興。

任克溥，字海眉，綽號“任帽子”，山東聊城縣人，順治四年（1647）進士。他之前曾積極謀取鄉試的同考官之位，但卻沒有被選中。時人均認為任克溥是對自己沒有當選上同考官而懷恨在心，所以才故意揭發了科場案。也有一種說法，認為任克溥是受了禮部尚書馮銓和大學士劉正宗等山左諸大老（左即東面，山左諸大老指山東籍的高官，并非某著名小說中所說的滿人貴族）的指使，有意讓李振鄴等南方官員難堪，即所謂的“荼毒南士”。于是，本來單純的科場案又扯上了南北黨爭。

“南北之爭”源自明朝。明朝末年，南方籍大臣和北方籍大臣黨爭十分嚴重，南方派系以江浙大臣為核心，北方派系則以山東籍高官為首。因南人多文采出眾者，故崇禎一朝中南人占了上風。馮銓和劉正宗當時均在明朝廷中任職，馮銓是順天涿州（今河北涿縣）人，劉正宗是山東安丘人，均是北方派系，因此備受南方大臣打壓。“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入清后，兩人都當上了清朝的高官。馮銓入內院協理機務；劉正宗善寫五言古詩，又寫得一手好字，其書法號稱“秀妙無倫”，因文章、詩詞、歌賦出眾，成為順治皇帝的文墨摯友。順治皇帝每得著名書畫，必經劉正宗鑒別評定后才歸御府收藏。順治皇帝還常常將所得名人字畫和自己作的字畫及親筆題字賜給劉正宗，御府圖書題跋也多出自其手。江山換了主人，大臣卻還有不少是前朝舊臣，“南北各親其親，各友其友”，馮銓和劉正宗成為北方派系大臣的首腦人物，黨爭依舊在延續。

馮銓及其黨羽孫之獬（山東淄川人）是北京城最早剃發迎降的明臣，素為眾人所不齒。以陳名夏、龔鼎孳為首的南方官員彈劾馮銓是前朝閹黨余孽（馮銓曾在天啟年間依附大宦官魏忠賢，爬到大學士之位）。馮銓則反唇相譏，揭發龔鼎孳曾經投降過闖王李自成，“竟為北城御史”。當時掌管朝政大權的睿親王多爾袞問起此事是真是假，龔鼎孳竟然回答說：“豈止我龔鼎孳一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徵亦曾歸順唐太宗。”氣得多爾袞大罵說：“龔鼎孳自比魏徵，而以李賊比唐太宗，可謂無恥！”當時漢人高官如洪承疇等均是南方人，馮銓一度處在下風。不過多爾袞權衡利弊后，公開支持了馮銓一派，卻也未貶斥南方籍大臣，表面上對南北兩方的爭斗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態度。但是當時南方籍大臣陳名夏勾結部分滿人貴族，專權達到了令朝野側目的程度，馮銓、劉正宗等北方派系大臣自然沒有好日子過，尤其是馮銓，基本上是在南方大臣的不斷參劾中度日，彈劾馮銓竟然成了南北黨爭的中心內容。

［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安徽合肥人。崇禎七年（1634），龔鼎孳中進士，時年十九歲，授湖北蘄水知縣。崇禎十四年大計，政績列湖廣之首，遷兵科給事中，詔入京。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龔鼎孳投降為直指使，奉命巡視北城。有人責問龔鼎孳為何屈膝變節，龔鼎孳說：“我原欲死，奈小妾（指秦淮名妓顧眉）不肯何！”這便是郁達夫詩“莫怪臨危艱授命，只因無奈顧橫彼”的典出，時人均視為千古笑談。清朝入關，龔鼎孳又主動迎降，官授吏科給事中，歷官太常寺少卿、左都御史、禮部尚書等職務，還當了幾次會試點考官，是著名的“三朝元老”。雖然于氣節上有虧，但龔鼎孳才氣縱橫卻是無可否認，他寫數千言可以一揮而就，而且辭藻繽紛，一點都不用修改。順治皇帝在宮中讀了龔鼎孳的文章，嘆道：“真才子也！”清初名流多出龔鼎孳門下。］

［陳名夏，江蘇溧陽人，少時以文名著稱，為復社名士。崇禎十六年（1643）會試中，名列四百名進士之首，殿試取中第三名（即通常所稱的探花），明末任翰林院編修，兼戶、兵二科給事中。甲申之變前夕，陳名夏曾面見崇禎皇帝，建議召集山東義勇救援京師。李自成大順軍攻進北京之日，陳名夏上吊自殺，但被家人解下救活。李自成手下官員牛金星下令征明朝官員入宮后，陳名夏躲了起來，不久被人檢舉，終被大順軍抓獲。負責審問陳名夏的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剛好與陳名夏相識，因而力勸陳名夏加入大順政權。陳名夏逃跑不成后，終于還是投降了李自成。不久后，他又找機會逃往南方家鄉。由于當時的南明朝廷正在緝捕曾經投降李自成的明朝官員，陳名夏又被迫再次逃亡，幾經輾轉后，在福建天姥山遇見好友兼兒女親家方以智（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送了陳名夏一大筆錢，助他逃亡。陳名夏最終到了河北大名，在此地遇見同年成克鞏。成克鞏當時剛接受了清廷的征召，便將陳名夏推薦給保定巡撫王文奎，再由王文奎上疏，向清廷推薦陳名夏。順治三年（1646）正月，陳名夏出仕清廷，從此平步青云。其人“所推南人甚眾，取忌于北”，“國族側目”，從步入仕途之初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激烈的黨爭。］

順治十一年（1654），劉正宗突然發難，彈劾南方派系首腦人物陳名夏，起源便是一套明朝的衣冠。順治皇帝喜歡漢式服裝，經常在宮中穿戴明朝皇冠、皇袍，并對鏡沾沾自喜，認為比滿服強多了。當年二月，順治皇帝一時興起，將明朝朝服公然從內廷拿到內院，向群臣展示。有大臣為了迎合皇帝，連聲說好，順治皇帝也是一臉笑容，看上去很是滿意。陳名夏一時感慨，對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寧完我（努爾哈赤時便已經歸降后金）說：“只須留頭發、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清世祖實錄》）寧完我立即勾結與陳名夏積怨已深的劉正宗同時發難，參劾陳名夏“結黨懷奸，情事叵測”，主要罪狀有“倡復冠服，涂改詔旨，結黨行私，循情納賄，縱子肆虐”等等，其中最核心的是陳名夏把“留頭發，復衣冠”作為“第一要緊事”，聲言是“天下太平”的關鍵，是以寬衣博帶為名，行變清朝為明朝，“計弱我國”之實。如此一來，陳名夏就有反清復明的重大嫌疑。順治皇帝十分重視，命令內三院、九卿、科道、詹事等官在午門外會同對陳名夏逐條審問，從重定罪。陳名夏在受審中據理反駁，刑部右給事中劉余謨、御史陳秉彝在旁為之竭力辯護。雙方爭執不下，在午門樓上暗中觀察的順治皇帝見此情景大為惱火，立即召見劉余謨、陳秉彝二人，大加訓斥，并立即解職。最終，陳名夏被定罪，以弓弦絞殺于午門內的靈官寺，終年五十四歲。時人因而感慨說：“溧陽千磨百鑠而不死，死之以弓弦。”（《北游錄》）

當年四月，馮銓、劉正宗等北方大臣為了進一步鏟除異己，紛紛出動，以陳名夏“親戚”、“黨羽”的罪名彈劾了四十一名南方籍大臣，進一步火上澆油。一時間，南方大臣感覺大禍臨頭，人心惶惶。順治皇帝為了穩定局勢，不得不親自出面警告馮銓，馮銓這才不敢再興風作浪，這場大風波由此平息。

在此之前，順治皇帝一再向天下人表白自己是以寬治政，還常常嘆息昔日明太祖朱元璋誅戮大臣太為過分，但自陳名夏案發生后，他又得出了為政太寬“亦不可”的結論，并于五月以“任意結黨營私”的罪名，將陳名夏的好友陳之遴發往盛京（今沈陽）。不過順治皇帝愛其才華，不久即復職。

［陳之遴，字彥升，號素庵，海寧鹽官人。出自著名的海寧陳氏。后民間傳說乾隆皇帝本為海寧陳氏子孫，即為陳之遴一系。陳之遴年輕時與東林、復社名士錢謙益、吳偉業、陳名夏等結交，后來陳之遴還與吳偉業結成了兒女親家，其妻徐燦是當時聲名遠播的女詩人。崇禎十年（1637）以一甲二名中進士（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清兵入擾衡水一帶，其父陳祖苞時任順天巡撫，因城池失守下獄問罪，很快病死。陳之遴受到株連被罷官。清兵入關后，起初效命于南明政權，被任為福建主考官。后投降清廷。其所作《念奴嬌贈友》一詞中說：“行年四十，乃知三十九年都錯。”表達了改換門庭的心態。陳之遴甚至還勸說洪承疇發掘明孝陵，“盡變本來面目”。入清后，陳之遴很受清攝政王多爾袞器重，多爾袞死后，又得到了順治皇帝重用。令順治皇帝開始對陳之遴不滿的是京師“大豪”李三事件。李三本名李應試，別號黃膘，因排行老三，又稱李三。他是明清交替之際北京城極為傳奇的人物，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卻勢焰熏天，玩弄王公重臣于股掌之間。李家世代在明朝中央各部當“書辦”案記錄工作），李三本人也是書辦出身，在明朝犯了重罪，被關在刑部大獄中。剛好明末天下大亂，他乘機逃出，并召集了一部分人，將明朝各部“案例”全部偷回家中藏匿起來。封建時代，法律條文粗略，處理各種案件全憑案例。清朝定都北京之初，凡事都在草創之中。六部創建之后，處理事務沒有案例可循，頭緒紛繁下，大小官員無不叫苦連天。李三把持了案例，奇貨可居，趁機從中漁利，包攬詞訟，案犯的生、死、徒、徙，官吏的升、降、獎、懲，錢糧的征、撥、減、免，往往由他片言決斷。封疆大吏、朝中重臣為保飯碗，爭相輦銀輸金“購買”案例。幾年之間，李三便富可敵國。他在京城大造宅第園林，其規模堪比王公。尤其不可思議的是，他明目張膽地將自己的住所按中央六部的樣式修建，分置“吏部”、“戶部”、“刑部”等各房。外來人有事某部，即投某部房內。而李三本人則總領各“部”，儼如君臨天下的帝王。經過數年經營，李三的勢力越來越大，耳目遍布朝野，“明作威福，暗操生殺”。不管是朝廷官吏，還是平民百姓，只要他對誰不滿，就立即派人暗殺，官民震懾，莫敢攖鋒。順治八年（1651），李三稱霸京城之事漸漸傳入大內，順治皇帝十分震驚，就此事問陳名夏，陳名夏支吾不敢說話。順治皇帝勃然大怒，立即命步軍統領帶人將李三逮捕，交刑部審理，刑部也遲遲拖延，不敢開審。順治皇帝便命王公大臣會同諸大學士審理。審訊時，唯鄭親王濟爾哈朗（努爾哈赤弟舒爾哈齊之子）大聲詰責李三，其余王公及大學士，如寧完我、陳之遴、陳名夏等皆緘口不言。事后，鄭親王詰問陳之遴，陳之遴說：“李三巨惡，誅之則已，若不正法，之遴必被其害。”（《思益堂日札》）堂堂重臣，如此畏懼一平民，也可謂駭人聽聞了。在順治皇帝的干涉下，李三及其黨羽最終被殺。因為之前陳之遴搶先提出要立即處死李三，引發了人們猜疑他是要殺人滅口。在面臨鄭親王濟爾哈朗調查的壓力下，陳之遴終于承認自己與李三有牽連，由此被免除大學士之職，從此失去了順治皇帝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