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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瑯睜大眼睛，在寬闊衣袖的掩蓋下悄悄掐了謝安一把。

作者有話說：

[1]《南史·蕭惠基傳》：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得已。

又按《晉書·王恭傳》：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于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

可知東晉后期已見南朝艷曲發端。

[2]曹操《對酒》全詩錄如下：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谷滿盈。

班白不負戴。雨澤如此，百谷用成。卻走馬，以糞其土田。

爵公侯伯子男，咸愛其民，以黜陟幽明。子養有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其刑。

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澤廣及草木昆蟲。

南北之變(二)

隨著相處日久, 談笑凈胡沙的歷史印象逐漸被身邊人取代。王瑯不止一次親身感受過謝安的勝負欲，知道他尋常閑話或道寒溫，或暢玄言, 如清風拂人心，如珠璣潤人目, 風流揮灑間自然博得世人好感。然而水無常形, 當他不再選擇隱忍, 那掀起的波瀾必然是不傾覆什么不肯罷休的。

荀羨身上的少年銳氣可貴, 盡管不做駙馬偏離了王瑯原先對他的期望, 讓她一時舉棋不定，但經過謝安這一刺激，她立刻認清了自己不想要的結果, 當即做出決斷。

荀羨本非桓溫那樣的梟雄，真要尚了公主，長此違心矯情, 這把本可殺賊的利刃也會鈍了。

既然他不做駙馬, 甚至與皇室因此隔閡, 王瑯就得磨礪他的鋒刃，讓他變得更快、更利, 從而抵消帝婿身份的護持, 重新取得立足亂世的資本，也和她的聯系更加緊密。

她會讓他明白, 自己才是唯一能讓他舒心展意、竭盡才用之人。

如此一來, 她就不能讓自己未來的霜刃在家門里先磕碰了。

“愿聞高見。”

只見荀羨眉梢微揚, 收住談興, 目光在謝安與王瑯臉上分別一瞟, 略帶警惕地反問。

畢竟是經歷過城破的亂世人, 即使年少也不缺敏感，只是表現上尚有突兀，落了形跡，讓人將他的防備看在眼里，無形中豎起藩籬。

若在外交場上比喻，便是能抗強秦的藺相如，而非讓敵我皆以為善己的張良。

王瑯心里評判，同時將手從謝安袖底收回，在他下意識回望過來的一眼里回了一個笑容。

是的。

自從定下決斷，那種如日之耀的明麗神敏又重新回到她身上。

無需事事料定，無論謝安想說什么，現在她要讓謝安配合她的行動，那就先安他的心。

“是，我也想聽聽安石的高見。”

她笑吟吟接話，將發言的舞臺全權移交給謝安，目光也完全投注到謝安身上。

這番做派下，不僅荀羨微微一怔，連謝安也頓住目光，停了一息才轉動手里的扇柄，答道：“力不能食，才不見用，德不為重，卜失其身，此皆背離常理，謂之不遇。”

有力氣的人得不到食物，有才干的人得不到工作，有德行的人得不到尊重，擅長占卜的人保不住性命。

這些違背常理的情況之所以出現，不是這些人自身比同輩差在哪里，而是沒有遇到合適的時機。

言下之意是曹操英武雄略，非司馬炎能夠比擬，但司馬炎所處的環境之優越，也非曹操所能比擬。

這種放在其他朝代有些大逆不道的想法，在魏晉士人間算是一定程度上的共識。

譬如司馬昭向賈充感慨阿斗沒心沒肺，賈充就沒有順著他落井下石，反而指出“要不是阿斗這么差勁，殿下您憑什么滅亡蜀漢？”[1]

謝靈運評價統一全國的晉武帝司馬炎：“只是個中人之姿的君主，正趕上孫皓暴虐作亂，老天送了一份大功勞給他。”[2]

荀羨抬頭瞟他一眼，不以為然：“能成大事者，正在把握時遇。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

相比事后總結，永遠是事先預測的能力更為寶貴，荀羨爭的便是這對時機的判斷。

卻見謝安不急不緩地搖了搖扇子，問道：“昔荀令君執掌樞機積年，門庭顯耀至今，未曾斷絕。令則為荀令君六世孫，可知前朝關中胡戶幾何？漢戶幾何？”

說完，他并未看荀羨，而是將視線對上王瑯，將未盡之問拋給她。

王瑯沒料到他會從這個角度切入，但對他的問題卻很清楚，當即蹙了蹙眉，沒等荀羨回答，自己接道：“南北不通消息已久，土斷半不可信。我觀吳地近二十年黃、白籍戶數變化，大抵做過一些推斷，情況恐難樂觀。”

三國受戰爭與疫病影響，漢民銳減，到了西晉太康之治時期依然遠未恢復到漢末水平。

荀家說是舊族，可能留有些曹魏時期的筆記，對西晉的情況卻沒機會知曉傳承，

所以這一問實際是問給王瑯聽的。

當世之中，論起對這些數字的了解，誰也比不上她。原因在于她為王導做過一段時間幕僚，自家多年任地方刺史，既有機會留心關注，又有機會根據實際情況修正現代知識建立的人口模型。

由于結論太過觸目驚心，她一直未透露給任何人知曉，謝安能察覺此事是他作為一流政治家敏銳天賦所致，但實際數字他也根本想象不到。

王瑯深深吸了一口氣，以平靜語氣道：“戰爭、疫病、賦稅、徭役，息息相關，皆害民生。‘招撫五胡’遂為國策，魏為肇始，晉因襲之。齊萬年作亂后，江統作《徙戎論》，蓋言此事，而惠帝不能改。”

漢人這一概念，基本上萌芽于晉朝。

晉人自稱為晉人、中國人、華人，胡人稱其為晉人，晉亡后逐漸統稱漢人，與南人北人的地域之分不同。［3］

由于中原地區常年戰亂疫病，人口太少，從曹魏到西晉都在遷徙邊境胡人入關，與原先的漢民共同居住，充實中原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