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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日的凌晨,許優瑗從跨江大橋上跳下,幾個小時后,兩位釣魚的大爺發現了她飄在江心的尸體。
那天,是她的十八歲生日。
沒有人知道她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她的同學說,她是得了嚴重的抑郁癥,她的父母為此鬧到了學校,聲稱學校給學生的壓力過大,逼死了他們的女兒。但其實只要稍微了解一點內情的人都知道,許優瑗喜歡學校勝過在家。
許優瑗的死在機構也引起了相當的討論,長達一周的時間里,她那個班的學生們都對此津津樂道。
但人就是這樣一種生物,在對出乎意料的死亡表達震撼的同時,那個人生前的模樣也會被大腦飛速抹去。很快,大家便都忘卻了。
只有我,仍舊想不通。
她不該是這樣的結局,她該去高考,該去讀大學,她要去學法律,去做律師,她的人生才剛剛開始,她不該死在那個午夜。
我嘗試分析,忍著內心的酸痛,用理性分析這件事情的始末。
許優瑗的確有輕度的抑郁癥,但那源于壓抑的家庭和繁重的學業,她絕不會因此選擇自殺——一個對未來有清晰規劃和強烈憧憬的人是不會輕易將自殺放在內心考慮之中的。
她一定是遭遇了某些極端的困境,它打散了她對未來和對自身的全部向往,徹底地改變了她的世界,使她痛苦,令她絕望,她的前路因為這件事完全熄滅,她別無選擇,只有用最極端的方式結束這一切。
所以,那困境究竟是什么?
我開始了調查。
首先,我要知道許優瑗的異常最先出現的時間。
從她的同學那里,我得知她是從3月9日開始請假的。那天是星期一,而就在兩天前的星期六,我剛剛在機構的教室里見過她。那時的她很正常,還從家里帶來了零食分給我,和我聊了下最近剛上映的一部電影。
那么問題只能出在星期天——3月8日。
她們學校是周日晚上返校,她通常會在家睡個懶覺,下午一點來補習英語,在這兒留到晚飯時分,然后由家長直接送去學校。
她來補習都是車接車送,能接觸到的人太少,出現異常的時間大概率在補習期間。
那天不是我的班,我找到同事,得到的答案是:許優瑗照常來得很早,沒什么異常,但那天樓下的同事請了假,他一個人忙不過來,就沒有到教室,不知道下課后的情況。
我又去找了當天有課的老師,她告訴我:因為是婦女節,機構老師有聚餐,所以大家都走得很早,下午四點最后一節課結束后,辦公室就空了。
“有哪個老師沒參加聚餐嗎?”我問她。
“嗯……是有幾個。”她努力回憶道,“化學的宋老師去和男朋友約會了,語文的林老師家里孩子發燒,吃到一半就走了……還有,哦,還有英語的謝老師,他人沒到,但是給我們每個女老師都送了花和小禮物。”
“你看,就是這個!”她從辦公桌的一角拿起一只星星形狀的玻璃罐子,里面裝著用彩紙包裹的糖果。
我的喉頭兀地哽住了。“這個,能給我看看嗎?”我感到喉嚨干澀,口腔中泛著苦味。
她把罐子遞給我,冰涼的玻璃弗一接觸皮膚,我的心便是一陣戰栗,險些失手將它滑落。
我竭力刻意自己洶涌的情緒,讓手指平穩地將罐子過渡到桌面上。在對方不解的注視中,我緩慢地轉身,一步、一步、一步艱難地朝辦公室外走去。
我見過那些糖果,還有那個罐子。糖果在許優瑗的遺物里,而罐子——在我那里。
4月1日,噩耗未曾傳來的早晨,我來上班時,它就放在我的保潔室門口,罐口扎著粉色的緞帶,精心系了一個蝴蝶結。
罐子里裝的不是糖果,而是折紙星星。
那時我以為是誰不慎落下的,便收了起來,放在我的保潔車里,等著失主來問,卻始終沒人來領。
原來,那不是誰的粗心大意,而是她向我發出的絕叫。
我幾乎是把自己摔進了保潔室里,跪在地上,從抽屜里摸出了那個罐子。手指變得如此笨拙,以至于花費了足足三分鐘才解開緞帶,打開瓶蓋。
從掌心溢出的汗水流到指尖,罐身變得濕滑無比,掉落到我幾無知覺的腿上。
我幾次重新拿起,嘗試從狹小的罐口摳出星星,始終未果,索性將它翻過來,將里面的星星盡數傾倒到我向上翻起的外套上。
我顫抖著拈起一顆,狹小的空間里混雜著洗滌劑和灰塵的味道,空氣被我的呼吸染得悶熱,汗水從額頭始,迅速沿著臉頰滑落到下巴。
我吞咽口水,不敢呼吸,麻木的手指一次次從接口處滑過,卻如何也無法將其拆開。
并非做不到,而是恐懼。恐懼存在于自己腦中的真相,以及真相背后她無人知曉的絕望。
我不記得自己用了多久才打開它們。窄條形的彩紙邊緣被手汗浸透,在它的中央,是許優瑗的字跡:
[3月8日下午四點半,謝正誠在3-108教室強.奸.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