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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馮凱開始了“愚公移山”。

金村很大，縱深有20公里，馮凱開始每天靠步行的方式來走家串戶，因為他覺得自己如果騎個摩托車，總有一點高高在上的感覺，那么群眾的配合度也就會差很多。只有真正地走在田野里、聊在街巷中，才能從群眾中獲取破案的有用信息。

也正是通過這一段時間的走家串戶，馮凱才真正意識到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真諦。這是陶亮在派出所干社區民警的時候都沒有過的體會。可能，這就是警察這個職業的“初衷”所在吧。

這一段時間，可真不短，又持續了一個半月。馮凱經常自嘲，如果這個年代有手機，恐怕他每天都有三四萬步的步行量。步行了四十多天，他真的是把金村、蔡村的每一寸土地都用自己的腳步丈量了。雖然馮凱偶爾想起自己是在夢境之中，但那種疲勞確實是真真切切可以感受到的。

馮凱的“愚公移山”，結果并不盡如人意。至此，馮凱在郊區派出所已經住了整整兩個月。夢境的模糊感、工作的重復感，壓得他有些喘不過氣來，重新恢復清醒的時候，都已經到了6月下旬，天氣已經很炎熱了，而他還是一無所獲。當然，也不能說完全一無所獲，但案件的偵破工作，至少是沒有突破性的進展。

在這期間，馮凱訪問了2000人，采集了近1000份指紋。可他“愚公移山”大計的兩步戰術，幾乎都石沉大海。

一方面，馮凱自認為自己和當地群眾已經非常熟絡了，他們對馮凱肯定是有啥說啥，但是，和2000個人聊下來，他卻沒有打聽到關于金苗的任何一點不正常的現象。和金萬豐說的一樣，金苗這個人在大家的眼中，就是那種特別善良、踏實、孝順的好孩子，但具體她近期和誰有過接觸，就沒有什么人能提供線索了。

另一方面，馮凱一反自己懶惰的習性，每天采集回來的指紋，一回到宿舍就立即進行比對。可惜，馮凱用各種借口從各個村的村民那里采集回來的將近1000份指紋中，沒有任何一份指紋能和現場嫌疑工具上的指紋對得上號。

他已經把現場附近都翻得底朝天了，依舊沒有突破。看來，只有往金苗外出打工的這5年努力努力了。會不會有這樣的極端巧合，金苗接觸的人恰恰是打工時候認識的，而他們在蔡村的交往，恰好就沒有被任何一個人看見呢？

金苗是去廣州打工的，在那個信息不發達的年代，協查一個案件非常難，只能在電話里敘述案情，表達訴求。可是，因為電話傳達的不準確性，很難保證協查的有效性。更何況這是要調查和金苗可能有感情糾紛的人，調查量太大，不親自去辦是很難完成的。金萬豐也說過，金苗自述在打工期間，沒交什么朋友，這也就很難獲得線索。所以，在廣州找到案件偵破的突破口也是鏡中花、水中月，馮凱想去廣州進行長時間調查，也不可能得到領導的支持，畢竟長期出差的差旅費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再說了，即便真的去了廣州，就一定能找出指紋的主人嗎？在大城市里找人，怕是比在這兩個村子里找要難上百倍吧！馮凱也只能暫且把這個想法放下。

既然案件調查無果，而且社會上早已不再議論這起案件了，馮凱準備收拾行囊，打道回府。

好在有關鍵的指紋證據，馮凱倒不擔心這起案件最終成為懸案。即便是人海茫茫，也總有撥云見日的時候吧！唉，只可惜，這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連指紋比對都得靠肉眼，更不用說什么指紋庫、dna技術了。如果放在陶亮的年代，這種提取到關鍵物證的案件，怕是早就偵破了吧。

“有現代科技支撐，真好。”馮凱由衷地感慨了一句。

也恰在這個時候，顧紅星又打來了電話。

在這兩個月中，顧紅星和馮凱一直保持著不那么緊密的電話聯系。顧紅星知道馮凱每天都鎩羽而歸，而馮凱也知道顧紅星那邊是戰果累累。據說，由海關牽頭的緝私專案組，不僅抓獲了傷害何強的兇手，還挖出了這個走私分銷團伙的全部成員，更是找到了更多的走私分銷團伙的線索，并且正在逐一偵辦。

“我從這邊專案組退出來了，后面的工作已經成定式了，不需要我了。”顧紅星在電話里說道，“你今晚就回來吧，明天我們可能要一起去看一個案件。”

“命案嗎？”馮凱問道。

“還不知道，但是是現發案件，領導比較重視。”顧紅星說道。

馮凱知道，不像陶亮那個年代，命案是必須要偵破的。一起命案沒有偵破，就一定會死磕到底。別說是兩個月前的案子了，二十年前的命案積案，警方也不會放棄追查。這幾年來，懸案告破的捷報也不斷傳來，顧雯雯一直在忙的，不也是九十年代的懸案嗎？可是現在這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命案偵破率遠遠沒有陶亮那個年代高。所以，領導對沒有偵破的命案，并不像陶亮那個年代那么時刻重視。蔡村案件過去了這么久，民眾已經淡忘了此事，媒體也已經淡忘了此事，領導自然會更重視現發的案件，而不那么重視兩個月前的積案了。

“那行吧，我這邊暫時也進入了僵局，再翻也翻不出什么浪花了。”馮凱說，“我一會兒就收拾收拾，回去。”

“不要垂頭喪氣的，要往前看，前面需要我們做的事情還很多。”顧紅星說道。

馮凱心里笑了，現在的顧紅星還真的有領導的樣子，居然安慰起他來了。想當初，他們在公安部民警干校的時候，顧紅星又是個什么樣子。

2

第二天一早，馮凱回到了一中隊辦公室，和許久未見的顧紅星“久別重逢”了。

“別來無恙啊。”顧紅星看了一眼馮凱，說，“就是曬黑了點。”

“你還是那么白。”馮凱心里暗暗覺得好笑，不知道為什么，這兩人久別重逢的開場白居然是評價膚色。

“城南有一個人死了，我們得去看看。”顧紅星說。

“是懷疑命案？”馮凱問。

顧紅星不置可否，說：“不管是不是命案，從領導的角度看，是一起很有意義的案件。走吧，我們車上說。”

1985年，全國部分城市開始推行強制火葬，龍番市也是其中之一。強制火葬有很重要的意義：首先，強制火葬對于破舊立新、移風易俗有著重要的意義；其次，強制火葬相對經濟，也比較衛生和方便，還可以節省資源，節約棺木和土地，有利于環境保護。只不過，尸體如果是土葬，公安機關一旦發現存在問題，還可以開棺驗尸，而如果火葬，萬一存在隱形命案，則難有證據可尋了。因此，在推行強制火葬試點工作的同時，公安機關也在探索對非正常死亡事件火葬前審核的辦法。而現在沿用的“火化證明”的辦法，在當時就被提出，而龍番市也是試點城市之一。

年初開始推行強制火葬之后，上級部門對此事高度重視、穩步推行、大力宣傳，雖然受到了一定的阻力，但現在到了六七月份，民眾對強制火葬已經有了一定的意識，也初步了解了火葬的好處。

昨天下午，龍番市城南鎮的一對母子，到醫院求助，說家里的男主人在自己的住處昏迷了。醫院派出了救護車趕到事發地點，發現這名男子仰臥在地面上，身體僵硬。他不是昏迷，而是早已死亡了。

醫生簡單檢查了男子身體后，并沒有發現任何損傷。男子的頭邊有一堆嘔吐物，懷疑是該男子因病引發的猝死，又或是屋內燒水的爐子內的木柴燃燒不充分，導致一氧化碳中毒。于是，救護車把尸體直接拉到了火葬場。

火葬場的工作人員在接尸體的時候，聽醫生說死者在死亡前有嘔吐，有可能是疾病，也有可能是中毒，就問醫生，如果是投毒殺人怎么辦呢？醫生之前覺得現場環境很平靜，完全沒有往這方面想，聽火葬場工作人員這么一說，也覺得很后怕，于是和死者家屬說，他不能開具死亡證明，必須要找派出所開具準許火化證明才可以。

于是，死者家屬找到了轄區派出所。派出所以前也沒有遇見過這種情況，一個在自己家里死亡的人，究竟是怎么死的，派出所也解決不了，便打電話向市局刑警大隊求助。

顧紅星此時已經從海關的專案組回來了，接到求助后，就向張局長進行了匯報。張局長非常重視這一事件，他認為，如果這一起事件真的是命案，那就給強制火葬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支持，更利于推行。所以張局長要求顧紅星認真對待這一事件，務必查清死者的死因。

“嗐，我猜一氧化碳中毒的可能性大。”馮凱聽完之后，大失所望，說，“我以前見過很多在自己家里燒爐子結果中毒的，都有嘔吐物。”

“嗯，一氧化碳中毒，確實有可能導致嘔吐。”盧俊亮說。

馮凱這才想到車上還有個法醫，自己實在是關公面前耍大刀了。他干咳了兩聲，說：“不過，這么熱的天，還在住處燒爐子？這得好好查查看。”

“那怎么了？農村人家燒水燒飯不燒爐子用什么？”盧俊亮問。

馮凱這才想起，在這個年代，確實有很多在自己屋子里燒爐子的，他小的時候，爺爺家就是這樣。在陶亮的年代，家家都通天然氣，不僅方便生活，更提高了安全性。

“死者是個什么人啊？”馮凱問。

“是個醫生。”顧紅星說。

“可別侮辱我們醫生！”盧俊亮叫起來道，“他就是個‘大仙兒’！”

“大仙兒？”馮凱問。

“是啊，就是收錢幫人家看病的，不過不走正道，是利用封建迷信來騙錢的那種所謂的‘醫生’！”盧俊亮說。

雖然盧俊亮是個公安，但是他很維護醫生的形象。

赤腳醫生：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里又務農又行醫的醫務工作人員。

“嗯，嚴格意義上說，確實就是個‘大仙兒’。”顧紅星說，“但他早年間當過‘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里又務農又行醫的醫務工作人員。’，也算是懂一點醫。”

“干什么的先放放，發案過程是什么樣的呢？”馮凱好奇地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