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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在柏林大學的新學期開始了。

我找到數學分析的教室，推門而入，能容納六十人的階梯教室已經坐了大約四十多人。男生占比絕大多數，女生只有我一個。

我選擇了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這個位置光線充足，與黑板距離適中，能觀察到整個教室的動態。

幾個剛走進教師的男生在我前排坐下，回頭瞥了我一眼，眼神中是毫不掩飾的好奇。

“女的？數學系？”

“她看起來......年齡很小”

“聽說這屆招了三個，另外兩個在隔壁班”

“能坐在這里，至少Abitur成績應該不差吧”

“成績好又怎樣？女人學數學，最后還不是要回家生孩子？”

到了九點整，教授準是踏入教室。教授是奧托·馮·維蘭德，五十歲左右，灰白頭發梳得一絲不茍，深色西裝，金絲眼鏡后目光銳利。他的著裝符合保守的中產階級教授的特點。

他放下講義，視線掃過教室，眉頭微蹙了一下。

“歡迎來到數學分析，這門課是數學系的核心基礎，它將檢驗你們是否真正具備嚴謹的思維品質。在過去幾年，我注意到了一個趨勢”他停頓，“越來越多的學生，尤其是那些不適合高強度抽象思維的學生，盲目選擇了數學系，最終不僅自己痛苦，也拉低了整體的教學標準。”

教室里完全安靜下來，幾個男生交換了眼神。

“數學”，維蘭德教授繼續說，手指指節輕輕叩擊講臺”需要絕對的邏輯清晰，抽象想象力，以及持久的專注力，這些特質”他的目光掃過我，“在某些群體中的分布，從生理學和心理學的角度，存在天然的劣勢，這不是偏見，這是科學事實。”

我翻開課本，看向第一章節，聽這些與數學分析無關的話語并無必要。

“我知道現在流行一些所謂的‘婦女解放’論調，但作為教育者，我有責任指出，女性的大腦構造更適合感性、具象的任務，比如養育子女，照顧家庭，試圖強行進入需要高度抽象思維的領域，對個人，對家庭，對社會，都是一種資源錯配.”

坐在我前排的一個男生低聲對同伴說：“聽見沒？教授說得對。我妹妹連二元一次方程都解不好”

他的同伴輕笑“女人就該待在家里生孩子，到這里來搶男人的位置，可笑。”

教授在黑板上寫下了ε-δ定義，我記下，并在旁邊畫了簡單圖像示意。

維蘭德教授開始講解極限的嚴格定義。他的講解清晰，邏輯嚴密，確實具備深厚的學術功底。在舉例時，他選擇了一個涉及物理運動的問題：“假設一個質點沿直線運動，位置函數為s(t)等于t的平方，我們需要證明當t趨近于2時……”

他用這個例子演示如何用ε-δ語言證明極限。講完后，他看向教室：“有沒有人能給出另一種函數的類似證明？比如f(x)=1/x在x趨近于1時的極限。”

我舉起了手。

維蘭德教授似乎有些意外，但還是點了點頭：“請講。”

“對于f(x)=1/x，要證明lim(x→1)1/x=1。給定任意εgt;0，我們需要找到δgt;0，使得當0lt;|x-1|lt;δ時，|1/x&emsp;-&emsp;1|lt;ε。”我的聲音平穩，“|1/x&emsp;-&emsp;1|&emsp;=&emsp;|(1-x)/x|&emsp;=&emsp;|x-1|/|x|。由于x趨近于1，我們可以先限制δ≤1/2，那么|x|gt;1/2。于是|x-1|/|x|&emsp;lt;&emsp;|x-1|/(1/2)&emsp;=&emsp;2|x-1|。令2|x-1|lt;ε，即|x-1|lt;ε/2。因此取δ=min{1/2,&emsp;ε/2}，則當0lt;|x-1|lt;δ時，有|1/x&emsp;-&emsp;1|lt;ε。證明完成。”

教室里一片寂靜。維蘭德教授盯著我看了一會兒，然后緩緩點頭：“正確。證明過程完整且選擇了合適的δ限制。你叫什么名字？”

“露娜·諾伊曼。”

“諾伊曼小姐。”他在名單上找到我的名字，做了一個記號，“很好。但記住，一次正確的回答不意味著長期適應。數學是馬拉松，不是短跑。”

下課鈴響了。維蘭德教授布置了作業：十道題目，從基礎到復雜，最后一題標注“可選，挑戰性”。

我收拾書本時，聽到后排兩個男生的對話。

“她居然答上來了。”

“運氣吧。女人擅長死記硬背，可能預習過這個例子。”

“維蘭德教授說得對，她堅持不了多久。我聽說去年數學系招了五個女生，現在只剩兩個了，有一個成績很好，但據說是馮·菲舍爾教授的女兒，有更多的資源。還有一個墊底。”

我拉上書包拉鏈，走向門口。走廊里人潮涌動。

高頻電子電路理論與應用在工程學院的實驗樓。這次課程是先導課。

走廊墻壁上掛著電路圖、機械設計圖和工程師的肖像，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金屬和機油氣味。教室里已經有二十幾個學生，清一色男性，穿著工裝或襯衫，手臂粗壯，指關節有老繭。

我走進教室時，交談聲瞬間低了下去。十幾道目光投向我。

我在中間找空位坐下。前排一個紅發男生轉過頭，上下打量我：“小姐，你確定沒走錯教室？這里是高頻電子電路，不是家政課。”

周圍響起幾聲壓抑的笑。

“我確定。”我攤開筆記本。

“這課很難的。”另一個戴眼鏡的男生推了推鏡框，“要焊電路，要調試高頻振蕩器，還得爬梯子接天線。去年有個男生被高壓電打到了手，住院一周。你真的要上？”

“課程大綱上沒寫性別限制。”我說。

紅發男生搖頭：“我們是好心提醒。女人體質弱，神經敏感，這種高強度、高危險的課程不適合你們。你應該去學文學、藝術，或者干脆早點結婚。我妹妹和你差不多大，她就在學鋼琴和插花。”

教授進來了。魯道夫·克勞斯教授，四十多歲，身材魁梧，穿著沾有焊錫痕跡的工裝外套。他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皺起眉頭。

“那位女同學。”他直接指向我，“你叫什么？”

“露娜·諾伊曼。”

“諾伊曼小姐。”克勞斯教授走到講臺前，“高頻電子電路涉及高頻電磁場理論、真空管放大器設計、射頻調制解調。課程包括每周三小時的實驗，需要操作高壓設備、高頻信號發生器、示波器。這些設備對操作者的體力、反應速度和抗壓能力有很高要求。基于安全考慮，我建議你退選這門課。”

“我可以勝任。”我說。

克勞斯教授雙手撐在講臺上：“這不是能力問題，是責任問題。作為教授，我要對所有學生的安全負責。女性在面對突發高壓放電或設備故障時，更容易因驚慌而做出錯誤操作，危及自身和他人。而且，這門課的最終項目需要小組合作，搭建一個完整的短波收發信機。需要搬運重型設備、架設天線、長時間調試。你認為你能完成這些體力工作嗎？”

“我可以。”

“你還很固執。”克勞斯教授搖頭，“聽著，我不是在歧視你。相反，這是對女性的保護。德國婦女的基本愿望是扮演好妻子和母親的角色，這是自然賦予的天職。我們的社會需要健康的母親和穩定的家庭，而不是讓女性在實驗室里冒著觸電風險、熬夜調試電路。這是對民族未來的負責。”

紅發男生大聲說：“教授說得對！女人就該待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