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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雙方對峙于江淮之間，壽chun擋南北之沖，為南北雙方爭奪的急所。司馬睿初定江東，應詹即建議說：“壽chun，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注：《晉書》卷二十六食貨志]東晉立足江東，但仍以收復中原為號召，故經營壽chun，以守而言，可為淮西重鎮，以進取而言，可與中原形勢相呼應，且兩淮間為流民所集，招集安撫，意義亦大。晉太和四年（369年），豫州刺史袁真據壽chun降前燕，前燕、前秦同時出兵救援，晉大司馬桓溫率軍擊破前秦援兵，攻破壽chun，收復壽chun。時參軍伏滔隨恒溫至壽陽，以淮南屢叛，遂著《正淮論》言壽chun之重要曰：“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百；西援陳許，水陸不****里；外有江湖之阻，內有淮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田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注：《晉書》卷九十二伏滔傳]苻堅伐晉，前鋒已拔壽陽，但就在壽陽附近的淝水，謝玄所率晉軍擊破前秦軍隊，收復壽陽，前秦經此一敗，頓成崩潰之勢。東晉末，劉裕“yu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注：《晉書》卷十四地理志上]僑立豫州，治壽陽，作為北伐中原的一個前進基地。王鎮惡、檀道濟趨許洛之師即由此出發。劉宋時期，無論是北伐還是北伐失敗后收拾殘局，壽陽都顯示出了它作為淮西一方重鎮的地位。蕭道成代宋自立，北魏即發兵來攻，壽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蕭道成以垣崇祖為豫州刺史，鎮壽陽，他對垣崇祖說：“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鄙。壽chun當虜之沖，非卿無以制此虜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五齊紀一]蕭齊末年，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chun降北魏，北魏發兵接應，壽陽并淮南之地遂入于北魏。梁趁北魏內亂，收復壽陽及淮南之地，“侯景之亂”時，東、西魏趁利南進，壽陽及淮南之地又入于東魏。陳太建五年（573年），吳明徹北伐，收復壽陽，陳主為之下詔曰：“壽chun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稱要害。”[注：《陳書》卷九吳明徹傳]吳明徹兵敗后，壽陽連同整個淮南又被北周攻占，陳人不得不憑江而守，形勢極其不利。

五代時，后周世宗征南唐，攻壽州近三年而不能克。后來南唐壽州守將以望斷援絕而降。壽州一降，江北諸州次第風靡。宋金對峙時，金兵南下江淮，壽州每為極沖。呂祉言：“淮西，建康之屏蔽，壽chun又淮西之本源也。壽chun失，則出合肥、據歷陽，建康不得安枕矣。”[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里論]

渦河為中原與江淮間的又一條重要交通線。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鳳陽正對渦口，擋渦河之沖。南北對峙之際，鳳陽與壽chun俱為淮西重鎮。鳳陽在南北朝時為鐘離郡。南朝劉宋失淮北諸州之后，只得憑淮河而守，鐘離正檔自許洛方向南下之沖，北魏每次南下，鐘離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梁末，鐘離與壽chun俱入于東魏。宋金對峙，金人立劉豫于中原，yu以華制華。宋紹興六年（1136年），劉豫侵淮西，朝議yu棄淮保江。樞密使張浚力反之，說：“淮南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則長江之險與敵共有，江南未可保也。淮東宜于盱眙屯駐，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于濠、壽屯駐，以扼渦、穎運道。”[注：《續資治通鑒》卷一一七]濠州即鳳陽。濠、壽二州分別控扼渦、穎二口，為扼守淮河的關鍵。紹興十一年（1141年），張浚、劉琦、楊沂中三大將之兵敗于濠州，宋廷遂決計議和。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經兗州、濟寧、徐州、宿遷，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河下游河道變遷很大，特別是黃河改道，奪汴、泗等河而入海，故今之泗水、淮河已非當年舊貌。泗水入淮之口曰泗口，亦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西晉王濬攻吳，杜預曾寫信鼓勵他直搗建康以滅吳，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注：《資治通鑒》卷八十一晉紀三]根據杜預書信中所提示的線路，王濬水師可由建業？直駛洛陽，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連通黃河、長江兩大水系應該是比較早的事；桓溫、劉裕北伐，都曾開通泗水水道；隋煬帝開大運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

淮河下游重鎮主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東晉南朝時為山陽郡，隋唐及宋代時為楚州，元明清時稱淮安。曹魏黃初年間，魏主曹丕親率水軍循蔡、穎、渦等水入淮而至廣陵，舟師即由淮安而南。東晉南朝均以淮安為重鎮，祖約、劉隗、荀羨等將先后鎮守其地。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將彭超建議苻堅說：“愿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棋劫之勢，東西并運，丹陽不足平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四晉紀一十六]苻堅從之，遂發兵攻淮陽、盱眙。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敗后，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百姓入城，筑堤蓄陂水，yu待魏兵至時，決堤灌之。魏軍經過山陽，未敢攻城。劉宋泰始年間失淮北諸州，北魏將山陽、彭城一帶經營成南逼江淮的一個基地，南朝再謀北進，形勢已很不利。陳代吳明徹北伐圍攻彭城時，周將王軌輕兵南進，襲據清口，切斷了陳軍歸路，明徹遂敗。宋室南遷，倚江淮以屏蔽東南，山陽的地位再次重要起來。吳表臣曰：“山陽控扼之地，失之則無以屏蔽淮東。”[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江南四]徐宗偃亦曰：“山陽南北必爭之地也，我得之，可以進取山東；敵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江南四]大運河道經淮安，故元、明兩代均設重臣、置屯軍以經略之。元末農民起義時，元將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議元廷增戍淮安：“淮安為南北噤喉，江淮要沖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為急務。”[注：《元史》卷一百八十八董博霄傳]

盱眙為淮東一方重鎮。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懷王的都城。東晉時，羌人姚襄在淮南擊破殷浩之軍，進屯盱眙，晉廷不能制。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將領俱難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戰后，東晉才收復盱眙；義熙年間，晉廷置盱眙為郡，劉宋時因之。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敗時，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處沖要，乃繕城浚隍，積材谷，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北魏南進時，淮河一帶郡縣守宰多棄城逃走，沈璞堅守盱眙；輔國將軍臧質軍潰后，亦率余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堅守盱眙，魏主拓跋燾自瓜步北撤途中，親自指揮強攻盱眙三十余ri而未能破城，只得燒攻城器具而走，顯示出盱眙在淮東地區確為一方重鎮。北魏退去后不久，劉義隆即以其弟劉義恭為南兗州刺史、驃騎將軍，都督十三州諸軍事，移鎮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區殘破的防御體系。次年，劉宋撒南兗州并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駐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

彭城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眾水匯集。泗水從彭城附近流過。泗水向西北上溯，開巨野澤可入黃河，南流途中又匯納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匯入泗水。劉裕滅后秦之后南歸，舟師自渭入河，又開汴渠，自河入汴，遂歸彭城。雎？水則在邳州（今邳縣）附近匯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敗于雎？清口。

彭城可說是四戰之地，為歷代兵家所必爭。彭城在楚漢之際曾為西楚霸王項羽之都。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之際，徐州乃紛爭之地，陶謙、劉備、呂布、曹cāo都曾力爭徐州。孫權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呂蒙以徐州“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且地近許洛，雖攻取之，ri后曹cāo也必全力來爭，不如襲取荊州，全據長江。[注：《資治通鑒》卷六十三漢紀五十五]

南北對峙形勢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線的幾個層次中，長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長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區，實以彭城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間，水陸交通便利，可為戰守之資。蘇軾論彭城地位曰：“徐州為南北襟要，京東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延敵，真若從屋上建瓴水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

東晉隆安三年（399年），北魏滅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謀先據一方，作為根據地，部下張華建議攻取彭城，尚書潘聰則力陳彭城乃晉之重鎮，爭之不易，他說：“彭城土廣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人之所長，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廣固而據之。”[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一晉紀三十三]潘聰是看到了彭城對于東晉的意義，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結論。劉裕和劉義隆都曾以彭城作為北伐的基地。劉裕北伐后秦，即以彭城為其前進基地；劉裕以北伐之功先后進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劉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為北伐的前進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時，長沙王劉義欣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謨為彭城太守，進策經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宋紀七]劉義隆遂以第三子劉駿為徐州刺史，鎮彭城，為北伐作準備。在這次北伐失敗后，劉駿與江夏王劉義恭堅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輕攻彭城。

劉宋泰始年間的內亂中，宋明帝繕后不當，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劉宋試圖奪回彭城而未遂。此后，北魏積極經營彭城，作為南逼江淮的一個基地。北魏初據彭城，主將尉元上表請經營彭城：“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強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覦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注：《魏書》卷五十尉元傳]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國家yu取江東，先須積谷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余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蕓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于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于后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非止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五齊紀一]到陳代時，吳明徹趁北周與北齊相爭之機北伐，收復淮南，并試圖進爭淮北，收復彭城，但他在圍攻彭城時，兵敗被擒。南朝經略淮北的最后一次機會也失去了。

唐代藩鎮割據時，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今安徽宿縣北符離集）、渦口，一時南北漕運之路斷絕，江淮進奉船千余艘泊渦口不敢進。李泌建議唐德宗說：“江淮漕運，以甬橋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至！宜急建重鎮于徐州，使運路常通，則江淮安也。”[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江南十一]

邳州（今邳縣）可謂對徐州地位的一種補充。邳州也在淮泗水運線上，北近齊魯，南蔽江淮，為南北水陸交通的一大要沖。從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趨中原；自邳州向東北，正對沂水河谷，可趨山東。邳州與淮安俱為淮北與淮南的重要銜接點。南方爭淮北、北方爭淮南，都必爭邳州。劉裕北伐南燕，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縣）后，留船艦步行而進；滅南燕后，又yu“留鎮下邳，經營司、雍”；盧循東下建康，劉裕還師，兵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率jing銳步騎歸建康。劉宋泰始年間，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經營彭城，曾上表請經略下邳、淮陽等地以挫宋軍：“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預，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宋人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預、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自克。”[注：《魏書》卷五十尉元傳]沈攸之沿泗水北進，試圖收復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口被北魏擊敗，淮北諸州遂不可復問。陳趁北方內亂遣吳明徹北伐，下邳一帶又成為爭奪的要點。五代初，淮南割據，抗衡中原，邳、徐一帶控淮泗之路，為南北爭奪的要點。朱溫以爭邳、徐而阻楊行密，后周則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這是東南地區江淮防御體系的大致情況。大體說來，可以分為幾個層次：長江一線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線上有京口、廣陵、姑孰、歷陽等重鎮，守護江南；長江至淮河之間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區域內有壽陽、鐘離、山陽、盱眙等重鎮，守護淮南；淮河至黃河之間又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區域內有彭城、邳州等軍事重鎮，守護淮北。

這幾個層次基本上顯示出了南北雙方隨著勢力消長而表現出的攻守形勢。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河以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消極防守；南北雙方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的前沿。

三南方的北伐

（一）北伐的政治問題

從東晉南朝到南宋，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舉行過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恒溫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謝萬北伐（359年）、謝玄北伐（384年）、劉裕北伐（400年、416年）、劉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蕭衍北伐（505年）、吳明徹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張浚北伐（1136年）、岳飛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從這些頻繁發起的北伐中，可以折shè出一些政治上的問題。

對于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而言，北伐總是一面旗幟，一面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會的旗幟。

東南政權既然大多是喬遷政權，他們在北方少數民族占領北方地區之后，大都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們整合南方社會的過程中，北伐、收復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面旗幟。

東晉、南宋南遷之初，北方為少數民族所占，中原板蕩，百姓流離，人無定志。南遷的政權要收拾局面，穩定人心，憑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這么一個身份。但他們又都是在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面的。東晉、南宋南遷之前，西晉、北宋政權都是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覆滅。東晉的建立者司馬睿、南宋的建立者趙構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這就是說，南遷到東南的政權并不是中原政權的原班遷移。這樣，新建立的政權要出來整合被沖擊得支離破碎的社會結構、社會秩序，對于自己的政權作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這么一個身份尤須加以強調。

這時，北伐中原、收復舊疆便可以作為一面非常有用的旗幟。這面旗幟可以顯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權與中原政權之間的內在聯系。這一點對于維系人心、整合內部意義重大。也就是說，此時打出北伐中原的旗號，對于江南政權內部政治上的意義甚至有過于北伐本身的意義。

的確，北伐中原，驅逐胡人，收復舊疆，重返故土，對于振奮社會人心是很有號召力的，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項jing神資源。王導在渡江士人們新亭對泣之時“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注：《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之語，何等感勵人心！岳飛“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壯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

但在歷史上，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發起的北伐雖多，真正徹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卻很少。如果北伐僅僅只是作為收拾人心、整合社會的一面旗幟的話，那么，社會整合的程度反過來也會影響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只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比較強大的力量；相反，社會整合不夠的話，就凝聚不出強大的社會力量，也就無法有成功的和比較徹底意義上的北伐。

東晉前期，皇權旁落，門閥政治比較典型。王、庾、桓、謝等大族先后執掌朝政，幾個主要的大族相互牽制，又相互維系，從而使這種政出多門的局面得以維持。這種局面妨礙了封建統治秩序的全面建立；也妨礙江南社會的全面整合，所以，東晉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謝萬、謝玄北伐時，南方社會整合程度遠遠不夠，牽制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晉廷并未給予實質xing的支持。而當祖逖剛剛在河南打下基礎，晉廷即派戴淵前往節制。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戴）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刁（協）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注：《資治通鑒》卷九十一晉紀十三]不久病死，北伐事業前功盡棄。褚裒北伐，“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而光祿大夫蔡謨則“獨調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注：《資治通鑒》卷九十八晉紀二十]當時各方的意圖及彼此矛盾非三言兩語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實已足可顯示褚裒北伐并沒得到江東社會的廣泛支持。

有時，北伐甚至成了門閥大族權力斗爭的一個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這樣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晉廷為了抑制恒溫北伐的動議。而且，殷浩北伐時，出身江左第一高門的王羲之就曾遺書殷浩說：“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靡而已。”[注：《資治通鑒》卷九十九晉紀二十一]對于北伐也并不贊成。殷浩北伐失敗后，桓溫趁機反擊，從而將北伐的資格據為己有，同時也將東晉的軍政大權握于己手。

桓溫北伐應該說是取得了一定的影響。但桓溫北伐的用意，并不全在收復北方。他兵臨灞上卻不采王猛之議徑攻長安，進抵枋頭而不采郗超之議直趨鄴城，從此中似可窺見他雖專兵在外卻意在建康的梟雄心態。正是這種梟雄心態妨礙了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桓溫長期專擅上游，遙制朝廷，雖王、謝大族亦無法予以裁制。

謝玄北伐時，正趁淝水之戰后南方空前高漲的士氣和北方紛亂的局面，本應取得較大的成就；但此時，謝安正以剛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馬氏的猜忌，謝玄請求自屯彭城以便“內藩朝廷”的建議甚至都不被朝議所允。

劉裕北伐時，至少算是事權歸一，受到的牽制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樹立個人威望的意圖，他最終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晉。劉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個仍以喬遷士族為政治主體的社會里，以一個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門士族共同維系百余年的司馬氏政權而代之，必須取得這些高門士族的支持，這是劉裕造宋所面臨的主要政治問題。所以，他要在對北敵的疆場上建立起足以取信于朝野的功勛，以便為改朝換代作準備。這對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鞏固造成了很大影響。

劉裕北伐應該說是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是，盡管他平定了桓玄、盧循、譙縱，消滅了南燕、后秦，武功卓著，但高門士族對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雖然控制了軍政大權，但社會基礎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剛剛擊滅后秦、北伐功業如ri中天之時，聽到他的重要謀士、留守建康的劉穆之死后，感到“根本無托”，遂從長安倉促東歸，致使關中旋得旋失，沒于赫連夏。在他死后，北魏趁喪南侵，河南又沒于北魏。而這點又影響了以后整個元嘉年間的南北關系。

本來，劉裕在晉末秉政的那段時間是整個東晉南朝歷史上南方實力最強、所據地理態勢也最好的時期，劉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經取得的成就是可獲得進一步鞏固的，但由于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當大的折扣。

劉宋時期，皇權得到加強，劉義隆北伐時，己能集中全部的國力從事北伐，但此時“南北（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自劉裕代晉，這種觀念上的微妙變化便已初顯端倪。劉裕在劉穆之死后倉促東歸，已是置關中于不顧；削弱豫州（劉裕死前分豫州為南、北兩部，南重而北輕）則又是置河南于不顧；劉義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注：《資治通鑒》卷一二一元嘉七年]只圖河南，不問河北，已無收復北方舊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則又一改東晉時期“不與劉、石通使”的立場[注：《廿二史考異》卷一八晉穆帝永和七年]。種種跡象表明，晉宋之際，“南北（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對于“華夷”南北對峙的政治現狀已經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經根本沒有收復舊疆、統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時期的北伐則因趙家王朝的偏安特xing和對統兵將領一貫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牽制。趙宋王朝為能茍安東南，甚至不惜自毀長城，殺掉岳飛這樣的名將。

上述北伐史實，有一個共同的特xing，即當政者的北伐意圖實際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進一步深究的話，又當追溯到整個喬遷政權本身政治上的弱點。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xing。能夠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經非常滿足。這一點在東晉孫綽的上書中表現得比較典型。

時桓溫北伐收復洛陽，遂上疏請晉廷還于洛陽舊都，朝臣們以“北土蕭條，人情疑怯”，不樂北遷。這時孫綽上疏曰：“昔中宗（晉元帝）龍飛，非惟信順協于天人，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ri，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于圣心哉！（桓）溫今此舉，誠yu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怯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yu拔之，驅躕于窮荒之地，提挈萬里，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途，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一晉紀二十三]

孫綽之言，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xing。江南喬遷之地，已成“安樂之風”；中原故土，反成“習亂之鄉”。能保有江南“安樂之國”已經非常滿足。歷史上，喬遷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收復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徹底的北伐少，跟喬遷政權的上述特xing有很大關系。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為整合南方社會的一面旗幟，本無足厚非。在北方淪亡，中原板蕩之際，北伐的口號對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奮士氣、奠定江南立國規模的確具有重大的意義。此時的北伐實際上具有整合內部和對抗北敵這雙重的意義。

然而，北伐除了作為旗幟外，畢竟還應有本身的內涵。只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強大的力量，才會有真正徹底的北伐。此時，事權歸一，將帥用命，士氣振奮，社會組織、社會動員也都暢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會整合已經比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徹底的北伐。本來，當喬遷政權在江南根基已固，內部經營初具規模以后，是可以作進一步的進取的；但對喬遷東南的政權而言，北伐大多只是停留在第一層意義上，僅僅只是作為一面旗幟，一個招牌，因而少有比較徹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較成功的北伐。

與東晉、南朝及南宋等喬遷政權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徹底的北伐。朱元璋雖然也是起自東南，但其政權的基礎并無上述喬遷政權的種種特xing，并不需要拿北伐作為安定內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驅逐韃靼，恢復漢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徹底的北伐，也正因為徹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終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