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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基本改造，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建立起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框架。我所處的環境不支持劇烈的國家變動，我的能量和人格魅力也擔負不起這種改造所帶來的劇烈動蕩。

所以我打算把那八個字定位最終目標，經過我，岳祿，甚至是再下一代的皇帝的手，完成這個偉大的目標。我對自己的定位是奠基，不過這個基礎要夯實，還是需要付出一些努力的。

在此我不得不提一下大殷的人才選拔制度。大殷也是實行科舉制的，按照規定，三年一次的考試，叫做常科，為選拔特殊人才而由皇帝下詔特別開展的考試，稱制科。

常設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六科，是真正意義上的分科考試，彼此沒有遞進關系。秀才的選拔標準極高，一般選上了的都可以說是人中龍鳳了，從品行到學識能力無一不好，絕對的全民偶像。現在的丞相張玉立，當年都沒能入選秀才科，可見其難度。

因為這種完美之人萬中難得其一，是以秀才科很久都沒啟用了，基本等同于作廢。如今的學子更樂意報考明經和進士而科，前者考察的是學子對經書巨著的掌握，能默能背能解釋是最低標準，再按照掌握的多少擇優錄取。

后者考的更多的是學生的策論，詩賦，思維能力和綜合能力。因此，通常考中進士的學子入了官場，升遷都是很快的。所以民間又有進士科優于明經科的說法。但明經科門檻低呀，因此志向不是那么大的讀書人對明經科還是趨之若鶩的。

那明法、明字、明算三科呢？如果說前三科比較傾向綜合考試，那后三科就是專科考試了，明法科選拔法律人才，明字科選拔文學人才，明算科考的比較雜，但綜合起來看，基本屬于自然科學范疇，也就是選拔科學人才。

文學、法律、自然科學，名頭大吧，看起來很厲害吧！可偏偏，在大殷這屬于旁門左道的范疇，從上倒下都不給予重視。所以往往會報考這三科的學子，出身不高，能力有限，根本只是把考試當做改變命運的救生圈，混上了一官半職就這么稀里糊涂過一輩子。

其實爭氣的專科考生不是沒有，如今的刑部尚書宋致和，就是二十多年前考中明法科的學子。這個人的奮斗史放到現在也是夠讓人津津樂道了。

宋致和不是京城人，家中沒有絲毫背景，不過是祖父曾是獄卒，因此自幼便對刑獄有好感，長大以后他不跟別的少年一樣去學經書學習詩詞歌賦，他專門去學了大殷律法。等到十幾歲，覺得學有所成了，就堅定的來到京城報考明法科。

結果當然是考上了，排名還挺高，之后就被分配到大理寺做個秉筆小吏。后被當時的大理寺卿賞識，推薦到了刑部，在一群正兒八經的進士里頭，憑借極高的業務能力和剛正不阿的作風連連高升，最后直接坐到了尚書的位置上。

這種精彩的逆襲劇情，很能鼓舞人心，因此這位年僅四十的刑部尚書在民間也很有聲望，這些年考明法科的學子也比往常多了。更難能可貴的是，去年大殷繼承法的修改，就是他下的最終定案。

但他這樣的典型畢竟少。整個大殷，教育資源最好的地方就是京城，官塾私塾不計其數，但偏遠一點的地方，學生能有個像樣的啟蒙老師都是很好的資源了。

因此，京城兩個特辦的教學單位，弘文館和國子監，弘文館不提，基本是貴族子弟聚集地，倒是國子監每年都會對京畿以外的地方開放招生，只是名額有限。這個名額的競爭之激烈，不亞于一場科舉了。

這種資源的極端不平等造成的必然是地區的極端差異。連我的祖國進入現代社會都無法全面解決的教育問題，我也有自知之明，不可能到我這就給解決了，但起碼的，我要為大殷帶來一些改變不是嗎？

我自然是認為，學科沒有優劣之分，人才也不該論出身，更是看重自然科學的力量。因此我的改革方向也是顯而易見了。我要打破固有的局限，將學科重新分類定界，設立各級學校，甚至單從減少大比之年京畿的流動人口超負荷增張問題，也得把宋朝那套三級考試制度搬出來吧？

大殷如今的科舉，真的是當場報名當場考試，從全國各地涌進京城的學子不知凡幾，給京畿的安全，和民眾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民間都稱這是三年一度的京畿煉獄。分級考試最好的地方就在于，能初步甄別人選，不會造成資源浪費，也給學子們樹立階段目標和水平衡量的標準，不至于盲目上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