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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當背后是品格、是境界，體現著干部的黨性和覺悟，體現著干部的胸襟和勇氣，也決定著干部職責的履行、作用的發揮、貢獻的大小。古人說：“君子不可不修身。”又云：“正心以為本，修身以為基。”良好的修養乃立身之本，個人修養還往往決定其事業的成功與失敗。打鐵還需自身硬，鐵肩才能擔道義。只有提高自身修養，注重實踐鍛煉，砥礪意志品格，才會有敢于擔當、善于擔當的自覺和底氣。否則，擔當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木之本。

★把握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

人無德不立，官無德不為。作為政德主體的領導干部，不同程度地掌握著黨的領導權和國家權力。一般人無德，影響再大也可想見，主政一方的領導干部失德，則會阻礙社會進步、危害人民利益、貽害黨的事業。一個領導干部是否有政德，看的是他對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是真心擁護，還是虛與委蛇；對人民群眾是滿懷真情，還是感情淡漠；在急難險重任務前是挺身而出，還是臨陣退縮；在矛盾糾紛問題前是迎難而上，還是明哲保身；對個人名利是淡泊處之，還是熱衷追逐；在道德操守上是慎獨慎微，還是言行不一。概言之，看他能否正確處理是與非、公與私、真與假、虛與實的關系，把握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說到底，看他是否有為民之心、為政之德。

鄧小平同志曾經滿懷深情地說過：“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焦裕祿、孔繁森、李潤五等同志在去探望孤寡老人時，都曾動情地說：“我就是您的兒子……”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干部都應該視人民為父母，發自內心、出于本能地熱愛人民。要甘為孺子牛，而不能以“父母官”自居，甚至做官老爺，凌駕于人民群眾之上。要傾聽民聲，體察民情，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時刻放在心上。

兩千多年前，孟子就說過，獲得民心就可以得到人民的擁護，得到人民的擁護就可以得到天下（見《孟子·離婁上》）。今天看來，孟子的話實乃金玉良言，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人，越是執政時期，越要更多地去親近關愛人民群眾﹐把滿足人民群眾的愿望視為得民心的條件。那么，怎樣才能知道人民群眾的愿望呢？這就要求領導干部要真心愛民，永不脫離人民群眾，要經常到群眾中去，與他們面對面、心貼心地交流，與人民群眾親近了，也就能了解到他們的愿望。因此，領導干部有了愛民之心，就能一心為民，善謀富民之策，從而多辦利民之事。

今天的中國，正處于千年未有的大變革中，面對前所未有的機遇挑戰，執政黨的領導干部，最大的政德就是歷史擔當。我們黨所承擔的領導責任，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為繁重，這一代領導干部必須有更大的歷史擔當，考慮的不能只是眼前的平穩發展，更應有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倘若只計個人得失，遇到矛盾繞著走，碰到問題不敢抓，面對風險不敢闖，不敢作為做庸官；倘若熱衷表面文章，大張旗鼓弄虛，花團錦簇作秀，不愿作為做昏官；倘若在其位不謀其政，上不能利黨，下無以益民，無所作為做懶官；甚至弄公權以謀其私，貪贓枉法，胡亂作為做貪官……則不僅損害黨和政府形象，更會讓人民喪失信心。因此，作為黨員干部，要為人民群眾辦好事、辦實事。換句話說，群眾利益無小事，人民群眾關心的事才是大事；進而言之，人民群眾生活中的一些看似細枝末節的“小事”，正是我們政府、官員應當密切關注、傾力而為的大事。要深懷愛民之心。有了愛民之心，便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有了愛民之心，才能“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有了愛民之心，才能把為民之責化為富民之策，切實把人民群眾關心的事辦好、辦實。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牢記手中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給的，只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絕不能用來為個人或小團體撈取任何好處。要解放思想，勇于創新，殫精竭慮，勤政為民；絕不能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明哲保身，不思進取。那種“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實用主義，“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混世哲學，都是對人民賦予的權力的褻瀆。要經常到基層走訪，主動親近普通群眾，傾聽他們的呼聲和建議，關注來自基層的“第一信號”，更好地解決人民群眾的實際困難。只有體恤民生，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才能得到人民的愛戴。

★擔當需要勇氣，更需要能力和智慧

領導崗位不是一般的工作崗位，肩負著黨和人民的重托。做領導干部理所當然意味著責任和付出，意味著奉獻和犧牲。敢于擔當是領導干部的基本素質，沒有擔當，何談領導，何以率下。

擔當需要勇氣，更需要能力和智慧。擔當不僅僅是匹夫逞一時之勇、莽夫抒一時之氣，它更需要我們有敏銳的判斷，有堅實的雙肩。回溯歷史，燭之武、觸龍用智慧和巧言來擔當國家的危難，司馬遷忍辱負重用《史記》來擔當歷史賦予他的良史之職，譚嗣同用流血為中國之變法擔當，魯迅用如椽大筆擔當起刺破黑暗的重任，給我們的啟示非常深刻。

越王勾踐退守會稽山后，向全軍發布號令說：“凡是我的父輩兄弟及全國百姓，哪個能夠協助我擊退吳國的，我就同他共同管理越國的政事。”

大夫文種向越王進諫說：“我聽說，商人在夏天就預先積蓄皮貨，冬天就預先積蓄夏布，行旱路就預先準備好船只，行水路就預先準備好車輛，以備需要時用。一個國家即使沒有外患，然而有謀略的大臣及勇敢的將士不能不事先培養和選擇。就如蓑衣、斗笠這種雨具，平時備在家里，到下雨時，是一定能用上它的。現在大王退守到會稽山之后，才來尋求有謀略的大臣，未免太晚了吧？”

勾踐回答說：“能聽到大夫您的這番話，怎么能算晚呢？”說罷，就握著大夫文種的手，同他一起商量滅吳之事。隨后，越王就派文種到吳國去求和。文種對吳王說：“我們越國派不出有本領的人，就派了我這樣無能的臣子，我不敢直接對大王您說，就私自同您手下的臣子說：我們越王的軍隊，不值得屈辱大王再來討伐了，越王愿意把金玉及子女奉獻給大王，以酬謝大王的辱臨。并請允許把越王的女兒做大王的婢妾，大夫的女兒作吳國大夫的婢妾，士的女兒作吳國士的婢妾，越國的珍寶也全部帶來。越王將率領全國的人，編入大王的軍隊，一切聽從大王的指揮。如果大王您認為越王的過錯不能寬容，那么我們將燒毀宗廟，把妻子兒女捆綁起來，連同金玉一起投到江里，然后再帶領現在僅有的五千人同吳國決一死戰。那時一人就必定能抵兩人用，這就等于是拿一萬人的軍隊來對付大王您了，結果不免會使越國百姓和財物都遭到損失，豈不影響到大王加愛于越國的仁慈惻隱之心了嗎？是情愿殺了越國所有的人，還是不花費力氣得到越國，請大王衡量一下，哪種有利呢？”

吳王夫差準備接受文種的意見，同越國訂立和約。吳王的大夫伍子胥勸阻說：“不行！吳國同越國世代互相仇視、互相攻伐，三條江河環繞著兩國的國土，兩國的人民都不愿遷移到別的地方去，因此有吳國的存在就不可能有越國的存在，有越國的存在就不可能有吳國的存在。這種勢不兩立的局面是無法改變的。我還聽說，旱地的人習慣于旱地的生活，水鄉的人習慣于水鄉的生活，那些中原的國家，即使戰勝了它們，我國百姓也不習慣在那里居住，不習慣使用他們的車輛。那越國，如若戰勝了它，我國百姓既習慣在那里居住，也習慣使用它們的船只，這種有利條件不能錯過啊！希望君王一定要滅掉越國！如果放棄了這些有利條件，一定會后悔莫及的。”

越國打扮了八個美女，送給吳國的太宰嚭，并對他說：“您如果能寬恕越國的罪過，同意求和，還有比這更漂亮的美女送給您。”于是太宰嚭向吳王進諫說：“我聽說古時攻打別國的，對方屈服了就算了。現在越國已向我們屈服了，還有什么要求呢？”吳王夫差采納了太宰嚭的意見，同越國訂立了和約，讓文種回越國去了。

越王勾踐向百姓解釋說：“我沒有估計到自己力量的不足，去同強大的吳國結仇，以致使得我國廣大百姓戰死在原野上，這是我的過錯，請允許我改正！”然后埋葬好戰死的士兵的尸體，慰問負傷的士兵；對有喪事的人家，越王就親自前去吊唁，有喜事的人家，又親自前去慶賀；百姓有遠出的，就親自歡送，有回家的，就親自迎接；凡是百姓所憎惡的事，就清除它，凡是百姓急需的事，就及時辦好它。然后，越王勾踐又自居卑位，去侍奉夫差，并派了三百名士人去吳國做臣仆。

勾踐還親自給吳王充當馬前卒。越國的地盤，南面到句無，北面到御兒，東面到鄞，西面到姑蔑，面積總共百里見方。越王勾踐召集父老兄弟宣誓說：“我聽說古代的賢明君主，四面八方的百姓來歸附他，就像水往低處流似的。如今我無能，只能帶領男女百姓繁殖人口。”然后就下令年輕力壯的男子不許娶老年婦女，老年男子不能娶年輕的妻子；姑娘到了十七歲還不出嫁，她的父母就要判罪，男子到了二十歲不娶妻子，他的父母也要判刑。孕婦到了臨產時，向官府報告，官府就派醫生去看護。如果生男孩就賞兩壺酒、一條狗；生女孩，就賞兩壺酒、一頭豬；一胎生了三個孩子，由官家派給乳母；一胎生了兩個孩子，由官家供給口糧。嫡子為國事死了，免去他家三年徭役；庶子死了，免去他家三個月的徭役，并且也一定像埋葬嫡子一樣哭泣著埋葬他。那些孤老、寡婦、患疾病的、貧困無依無靠的人家，官府就收養他們的孩子。那些知名之士，官家供給他整潔的住舍，分給他華麗的衣服和充足的糧食，激勵他們為國盡力。對于到越國來的各方有名人士，一定在廟堂上接見，以示尊重。勾踐還親自用船裝滿了糧食肉類到各地巡視，遇到那些漂泊在外的年輕人，就供給他們飲食，還要詢問他們的姓名。勾踐本人也親自參加勞動，不是自己種出來的東西就不吃，不是自己妻子織的布就不穿。十年不向百姓征收賦稅，百姓中每家都儲存了三年的口糧。

這時，全國的父老兄弟都向越王勾踐請求說：“從前，吳王夫差讓我們的國君在諸侯之中受屈辱，如今我們越國也已經上了軌道，請允許讓我們報這個仇吧！”勾踐辭謝說：“過去我們被吳國打敗，不是百姓的過錯，是我的過錯，像我這樣的人，哪里懂得什么叫受恥辱呢？請大家還是暫且不要同吳國作戰吧！”過了幾年，父老兄弟又向越王勾踐請求說：“越國四境之內的人，都親近我們越王，就像親近父母一樣。兒子想為父母報仇，大臣想為君王報仇，哪有敢不竭盡全力的呢？請允許同吳國再打一仗吧！”

越王勾踐答應了大家的請求，于是召集大家宣誓道：“我聽說古代賢能的國君，不擔心軍隊人數的不足，卻擔心軍隊士兵不懂什么叫羞恥，現在吳王夫差有穿著用水犀皮做成的鎧甲的士兵十萬三千人，可是夫差不擔心他的士兵不懂得什么叫羞恥，只擔心軍隊人數的不足。現在我要協助上天滅掉吳國。我不希望我的士兵只有一般人的血氣之勇，而希望我的士兵能做到命令前進就共同前進，命令后退就共同后退。前進時想到會得到獎賞，后退時想到會受到懲罰，這樣，就有合乎常規的賞賜。進攻時不服從命令，后退時不顧羞恥，這樣就有了合乎常規的刑罰。”

于是，越國就果斷地行動起來，全國上下都互相勉勵。父親勉勵他的兒子，兄長勉勵他的弟弟，妻子勉勵她的丈夫。他們說：“哪有像我們這樣的國君，我們哪能不愿戰死在疆場上呢？”所以首戰就使吳國在囿地吃了敗仗，接著又使他們在沒地受挫，在吳國國都的郊野又把吳軍打得大敗。

吳王夫差派人向越求和，說：“我的軍隊不值得越王來討伐，請允許我用財寶子女慰勞越王的辱臨！”勾踐回答說：“先前上天把越國送給吳國，吳國卻不接受天命，如今上天把吳國送給越國，越國怎能不聽從天命而聽從您呢？我要把您送到甬江、勾章以東地方去，我同您像兩個國君一樣，您以為如何？”夫差回答說：“從禮節上講，我對越王已有過小小的恩惠了，如果越王看在吳與周是同姓的情分上，給吳一點庇護，那就是我的愿望啊！越王如果說‘我要摧毀吳國的國土，滅掉吳國的宗廟’，那就請求讓我死吧！我還有什么臉面去見天下百姓呢？越軍可以進駐吳國了！”于是越國就滅掉了吳國。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擔當于自己是責任，于國家是使命。只有臥薪嘗膽，才能發奮圖強，才能發展自己，實現振興。領導就是責任，領導就要擔當。有多大的擔當才能干多大的事業，盡多大的責任才會有多大的成就。擔當精神體現著領導干部的黨性和覺悟，體現著領導干部的胸襟和勇氣，也決定著領導干部職責的履行、作用的發揮、貢獻的大小。對領導干部來說，責任無處不在，擔當義不容辭。黨把我們放在重要的領導崗位上，就必須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遇到事情就要擔責、負責，出了問題還要追責、問責。對職責范圍的工作不認真負責，就不是一個稱職的領導干部，就沒有資格做領導工作。

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的今天，特別要看到，我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攻堅期，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進偉大事業，必然是一個攻堅克難的過程，尤其需要領導干部有直面矛盾的勇氣，有敢于擔當的精神。作為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肩負著把握政治方向的重大責任，必須要增強政治立場的堅定性、政治鑒別的敏銳性、政治忠誠的可靠性，無論是什么時候，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要把好政治關，始終做到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立場堅定，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在關鍵時刻經得起考驗，真正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地把中央的大政方針和重大決策部署落到實處，確保政令暢通。

★以正確的思想促進正確的行動

一位哲人也說過：“人的思想是萬物之因。播種一種觀念，收獲一種行為；播種一種行為，收獲一種習慣；播種一種習慣，收獲一種性格；播種一種性格，收獲一種命運。”任何一種思想只要不斷地重復，就會成為一種習慣，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人的行為。人們無論做任何事情，都是先有思想后有行動，有正確的思想才能有正確的行動，在思想上與組織保持一致才能在行動上與組織保持一致。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思想防線一旦出現裂縫，貪腐病毒就會乘虛而入。無數事實證明，領導干部變節墮落莫不如此。

《韓非子·喻老》篇里有過這樣的記載。商紂王讓人給自己做了一雙象牙筷子，他的大臣箕子知道后感到很可怕。箕子認為，用象牙筷子吃飯就一定不肯用粗碗具，必將用犀玉杯盤，食山珍海味，進而穿綾著緞，建高闊的殿宇樓臺，如此下去將一發不可收拾。正如箕子所料，不過五年，紂王就建酒池肉林，設炮烙之刑，大興土木，為所欲為，最終身陷周武王大兵重圍，自焚鹿臺而亡天下。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寫道，趙王用名將趙奢的兒子趙括為將，趙括的母親堅決反對。她對趙王說，昔日趙奢為將時，趙王賜贈的錢財絲綢，他統統把它們分給軍吏，從接受出征命令起，就不再過問家中私事，住在軍營與士卒同甘共苦。而趙括做了大將后，趙王所賜贈的金錢絲綢，他回家后統統收藏起來，每天尋歡作樂，還忙著置田購屋，這樣的人能帶兵打仗嗎？后來，趙括領兵出征，果然全軍覆沒。

《史記》記，劉邦初入關的時候，來到了秦皇宮，看到數不盡的財寶、酒肉、美女，于是縱情享受，把軍國大事扔在一邊。將軍樊噲勸道：主公你不能住在這里，這是什么地方？是以前暴政秦君住的地方，你難道想成為第二個暴秦嗎？你如要不想得天下就罷了，你如果想得天下，就趕快離開這些金錢美女。劉邦幡然醒悟，立刻搬離秦宮，封好府庫，屯軍壩上。項羽的謀士范增知道后大吃一驚：“沛公居山東時，貪于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務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無論箕子還是趙母、樊噲，都不是什么先知先覺的神圣，也是肉眼凡胎，但他們卻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那就是知道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其規律性，貪欲無止境，從儉入奢易，量變必然引起質變。另外，他們明白“成由勤儉敗由奢”的道理。一個人如果追求奢侈生活，貪圖享受，必然會消磨斗志，難以身負重任，遲早會腐化墮落。而且，為了過紙醉金迷的生活，還會千方百計巧取豪奪，貪污受賄，最終走上犯罪道路，古今中外，多少貪官污吏，都是這樣一步步滑向深淵的。無數事實證明，那些貪圖享受的人，一是容易濃艷損志，在溫柔鄉里變得英雄志短，無力承擔大業重擔；二是最容易被拉下水，因為沉溺于燈紅酒綠，美酒佳肴、金錢美女，樣樣都會成為將其擊垮的糖衣炮彈。

培根曾說：“思想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習慣，習慣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思想決定行動，是行動的先導和動力。習慣是有意識的選擇，如果我們能將好的思維方式、好的行為、好的工作方式變成習慣，那我們才會以正確的思想促進正確的行動，從而獲得成功與快樂的人生。

★合格的領導要善于想大事，勇于謀全局

古人云：“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領導干部的擔當精神如何，直接關系到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形象，關系到事業的興衰成敗。我國實現跨越式發展，更需要各級領導干部率先垂范。回顧我國的發展歷史，凡是重視并率先垂范的時候，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就順利；凡是忽視和弱化率先垂范的時候，事業就會遭受挫折。

拆解“領導”二字，就是帶領、引導的意思。不管哪項工作，自上而下地進行，就能夠形成示范效應、帶動效應，見效快、效果好。中央政治局提出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后，特別強調從領導干部做起，從中央政治局做起。這種走在前、做在先的態度，值得廣大領導干部學習。

領導干部擔負著一個地方、部門或單位的領導職務，其所處的特殊地位和在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決定了他必須在政治品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傳統美德等方面具有較高的素養，其政德水平的高低，對是非、善惡、美丑的內在判斷，必然直接影響其決策的對錯、施政質量和為人民服務的效果。因此，作為一個立黨為公、勤政為民的好干部，除了要具備較高的工作能力和知識水平外，良好的道德品質更是首先要具備的條件。

領導干部政德建設的好壞，對全社會的思想道德建設和社會風氣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導向作用。如果領導干部是品德高尚的人，不僅會得到群眾的擁戴，也會感召一方民風積極向上；反之，如果領導是一個臺上說一套、臺下做一套、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人，這個地方的黨風、政風就會不正，民風就會受到污染，領導也必然會失去群眾的擁護支持。因此，領導干部要嚴以律己、率先垂范，給群眾樹立學習的榜樣。一要自覺做堅定理想信念的表率。始終保持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對共產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為黨和人民事業貢獻力量作為自己的最高追求，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懈奮斗。二要自覺做認真學習實踐的表率。緊密結合工作實際和思想實際，想大事，謀全局，如饑似渴地學習，毫不懈怠地實踐，與時俱進地提高。從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中獲得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武器，從前人留下的思想寶庫中汲取治國理政的寶貴經驗，從人類創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中尋找登高望遠的思想階梯。三要自覺做堅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帶頭發揚黨內民主，積極營造民主討論的良好氛圍，鼓勵講真話、講實話、講心里話。帶頭維護中央權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折不扣貫徹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帶頭堅持集體領導，更加注重制度建設，嚴格按程序辦事、按規則辦事、按集體意志辦事。四要自覺做弘揚優良作風的表率。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認真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堅持真理，堅持原則，真抓實干，勇于擔當。自覺遵守廉政準則，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嚴格管好自己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堅決不搞特權。深入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只有這樣，才能產生上行下效的積極效應，帶出一個好的社會風氣，繼而推動各項事業的健康發展。

★交友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人作為社會的成員，不可能遺世獨立。人與人之間勢必發生各種各樣的交往關系，黨員干部由于工作崗位的特點，決定了其交往活動會更多一些。但是，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手中掌握著一定的權力，其交友范圍和方式往往影響著權力的運行。有道是：“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之賢否，不可不慎。”一個人交什么樣的朋友，并非小事一樁。黨員干部交友更不可不察，這也是對自己人格和黨性的考驗。許多領導干部墮落腐敗，都是因為交友不慎。搞市場經濟，我們要親商愛商，但要注意分寸，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要慎同餐、慎同行、慎同事，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

嵇康（4年－6年），字叔夜，三國時期魏國譙郡（今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鎮）人，著名思想家、音樂家文學家，他與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學新風，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審貴賤而通物情”，為“竹林七賢”的精神領袖。他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曾娶曹操曾孫女，曾任曹魏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后因得罪鐘會，遭其構陷，而被司馬昭處死，年僅9歲。嵇康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他寫的《聲無哀樂論》《難自然好學論》《釋私論》《養生論》千秋相傳，并且他彈得一手好琴，尤其善于演奏《廣陵散》。當時與他齊名的還有比他大1歲的阮籍，音樂史上常有“嵇琴阮嘯”的說法。

嵇康和阮籍都對那些名目堂皇的教條禮法不以為然，更深惡痛絕當時烏煙瘴氣、爾虞我詐的官場仕途。他們寧愿在洛陽城外的竹林之中做一個默默無聞而自由自在的隱士，也不愿與豎子們同流合污。他們如癡如醉地追求著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擺脫約束，釋放人性，回歸自然，享受悠閑。當他們的朋友山濤向朝廷推薦他做官時，嵇康毅然決然地與山濤絕交，并寫了文化史上著名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以明心志。

嵇康所彈奏的《廣陵散》是經他自己加工改編的一首古代名曲，阮籍是嵇康的知音。在洛陽城外的竹林之中，一間茅舍、一杯清茶、一張古琴、一只野鶴，嵇康彈奏《廣陵散》，阮籍則在一旁時而吹著竹笛，時而飲著杯中的清茶，時而拍手叫好，好似當年的俞伯牙與鐘子期。

嵇康臨刑前，阮籍與三千名太學生聯名上書，求司馬昭赦免嵇康，并讓其到太學講學，但并未獲準。在刑場上，嵇康顧視日影，從容彈奏《廣陵散》，曲罷，阮籍嘆道“《廣陵散》于今絕矣”。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竹林七賢”在面對仕途、財富方面所表現出來的不同性情與態度，就是文人之交淡如水的做派。

“管鮑之交”起源于管仲和鮑叔牙之間深厚友誼的故事，最初見于《列子》——“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此世稱管鮑善交也。”管仲和鮑叔牙之間深厚的友情，已成為中國代代流傳的佳話。在中國，人們常常用“管鮑之交”，來形容自己與好朋友之間彼此信任的關系。管仲和鮑叔牙是好朋友，起初，管仲和鮑叔牙合伙做買賣，管仲家里窮，出的本錢沒有鮑叔牙多，可是到分紅的時候，他卻要多拿。鮑叔牙手下的人都很不高興，罵管仲貪婪，鮑叔牙卻解釋說：“他哪里是貪這幾個錢呢?他家生活困難，是我自愿讓給他的。”管仲曾經帶兵打仗，進攻的時候他躲在后面，退卻的時候他卻跑在最前面。手下的士兵全都瞧不起他，不愿再跟他去打仗。鮑叔牙卻說：“管仲家里有老母親，他保護自己是為了侍奉母親，并不真是怕死。”鮑叔牙替管仲辯護，極力掩蓋管仲的缺點，完全是因為愛惜管仲這個人才。管仲聽到這些話，非常感動，嘆口氣說：“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鮑叔牙啊!”管仲和鮑叔牙就這樣結成了生死之交。

還有一個故事，相傳唐貞觀年間，薛仁貴尚未得志之前，與妻子住在一個破窯洞中，衣食無著落，全靠王茂生夫婦接濟。后來，薛仁貴參軍，跟隨唐太宗李世民御駕東征，因平遼功勞特別大，被封為“平遼王”。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前來王府送禮祝賀的文武大臣絡繹不絕，可都被薛仁貴婉言謝絕了。他唯一收下的是普通老百姓王茂生送來的“美酒兩壇”。一打開酒壇，負責啟封的執事官嚇得面如土色，因為壇中裝的不是美酒而是清水！“啟稟王爺，此人如此大膽，戲弄王爺，請王爺重重地懲罰他！”豈料薛仁貴聽了，不但沒有生氣，而且命令執事官取來大碗，當眾飲下三大碗王茂生送來的清水。在場的文武百官不解其意，薛仁貴喝完三大碗清水之后說：“我過去落難時，全靠王兄弟夫婦的資助，沒有他們就沒有我今天的榮華富貴。如今我美酒不沾，厚禮不收，卻偏偏要收下王兄弟送來的清水，因為我知道王兄弟貧寒，送清水也是他的一番美意，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

現實中，少數黨員干部濫交朋友的現象應當引起警惕：有的喜歡聽好話，與溜須拍馬的人交朋友；有的貪圖享樂，與大款交朋友；有的喜歡所謂的“江湖義氣”，與“混混”交朋友。事實表明，不正當的交際是黨員干部腐敗的加速器。一些黨員干部就是被所謂的“朋友”拉下馬、送進鐵網高墻的。對黨員干部來說，人情之中有原則，交往當中有政治。鄧小平同志曾告誡我們，朋友要交，但心中要有數。這個數就是指對所交往的人要有判斷力，辨良莠、分好壞、認準人，不能什么飯都吃、什么酒都喝、什么人都交、什么話都說。與正派人交往，遠離不良之人，是交友的基本準則。君子之交淡如水，為政之道清似茶。廣大黨員干部要堅決杜絕低俗的“投桃報李”行為，更不能把商品交換那一套搞到工作中來。交友無度，只講關系、不講原則，只講哥們義氣、不講黨紀國法，就難免落得“木匠帶枷——自作自受”的可悲下場。

現實中，有些黨員干部周圍不缺形形色色的“小兄弟”，卻缺乏來自最基層的普通朋友。如今，交通發達了，通信先進了，有的人卻與群眾的距離遠了、溝通少了。生活最深刻，群眾最智慧。群眾處在實踐第一線，對事物的觀察、對情況的了解更細致、更透徹、更深刻。事實上，多與普通群眾交朋友，有助于獲得來自基層、來自民間的真話真情，也不易被周圍的“小圈子”所迷惑。多與普通群眾肩并肩坐在一條板凳上，有助于把黨的主張宣傳到群眾的心坎上。只有保持和群眾的血肉聯系，才能真正體察民情、了解民意，減少決策的失誤。

古人有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交上一個好朋友，就等于多了一面鏡子，多了一個參謀；交上一個壞朋友，就等于雪入墨池，雖融為水，其色愈污。黨員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肩負著歷史重任，面臨著各種考驗，必須自覺凈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做到交往有原則、有界線、有規矩，不交無德之人、不交無義之人、不交無恥之人。如此，有助于做到防微杜漸、一塵不染、兩袖清風，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和浩然正氣。

★正確看待寂寞與清貧

每個人都有追求正當利益的權利，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能為了利益而犧牲原則，為了富貴而突破底線，為了享受而不顧道德。領導干部在追求個人合法權益的同時，應該擺正心態，秉持正確的利義觀，做到破除私心、成全公義。領導干部在掌握權力的同時，一定要懂得權力是服務、是責任、是奉獻，做到予我之物不多求、無我之物不苛求、身外之物不必求，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貧，立足崗位，公而忘私甘于平凡，樹立勤政廉政的好形象。

于謙，字廷益，明代浙江錢塘人，明朝名臣。他為官清廉，關心百姓，剛正不阿。正統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圍攻北京，在國家危難之際，他任兵部尚書，主持軍事，成為“救時宰相”，此后一直主持朝政。于謙為官5年，一直兢兢業業，不貪私利，將一世清白留在了人間，深為后人稱頌。當時官場腐敗，太監王振把持朝政，勾結貪官污吏，作威作福。于謙一身正氣，絕不隨波逐流，他每次進京，都只帶隨身行裝。有人勸他：“你不帶金銀入京，也應該帶一點土特產送送禮啊。”他舉起袖子笑笑說：“我帶有兩袖清風！”于謙身居兵部尚書，卻“口不言功”，“日夜分國憂，不問家產”，“所居僅蔽風雨”，常被“錯認野人家”。他曾作詩形容自己的床“小小強床不足伸，多年蚊帳半年塵”。他遭誣陷被殺，抄家時，竟“家無余資”。抄家時，人們見他家正屋緊閉，還上了鎖，認定必是錢財，打開一看，原來都是皇帝賞賜的物品。于謙曾寫下膾炙人口的《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