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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兩千米的高空，云海托舉著太陽，把燦金色的陽光均勻地灑進機艙。嘉魚坐在飛回家鄉的飛機上，托著下巴望著窗口四四方方的天發呆。

初二回阿嫲家的傳統還是她自己提的，那是她在北京度過的第一個新年，年夜剛過，為了營造出一個不那么忘恩負義的人設，她主動對謝斯禮說想回老家探親。他爽快地應允了，說可以幫她買機票，于是初二這天回家鄉的傳統就這樣保留了下來，保留到她自己都差點要盲信這個人設，直到今年，大腦被情愛的歡愉占據，她徹底忘了這件事，遺忘化成一根尖刺的針，徹底戳破了她心里自欺欺人的謊言的泡沫。

她騙了所有人。

她根本就沒回過阿嫲家，一次都沒有。

下了飛機以后熟練地在市區旅館開房，每天中午和晚上就近在樓下的小餐館用餐，其余時間待在酒店睡覺，看電視機里無聊到爆的本地節目，刷刷手機，聽聽音樂，然后繼續睡覺，待到初七再隨大流回京，這就是這幾年來，她口中所謂的“回老家探親”。

是不敢回家面對兩個老人嗎？嘉魚說不上來。

每年她都會定期往阿嫲的銀行卡里打數量驚人的錢，好像足夠多的錢就可以掩蓋她離家的選擇帶給兩位老人的翻天覆地的變動。

她一直刻意避免去回想離家那天的事，尤其是阿嫲和阿公的表情，但她其實全部都記得。記得謝斯禮自我介紹完后，問她：“你監護人在哪？”她回身一指在柜臺后打盹的阿嫲，并把她搖醒，直視她剛睡醒還迷瞪著的眼睛，說：“我爸爸來找我了，我要跟他走。”

老人發出了一個介于“啊”和“昂”之間的表達困惑的單音節，臉上的皺紋布滿了老年人才有的遲鈍與僵麻，整整三十秒的沉默后，她哦了一聲，點點頭，說：“好啊，好，你走吧。”

回家收拾行李和證件的時候，阿公正在臥床午睡，被他們的響動吵醒，他驚訝地看著闖入他家的謝斯禮，就像在看一個外星怪物，一個更高層次的智慧生物，一種他無法理解的高等文明。

“這是……這？”他指著謝斯禮，但沒指多久，手指就在一種自慚形穢的貧富差距下敗下陣來，仿佛謝斯禮身上昂貴的西裝伸出火舌，舔傷了他的手，他改為指著地面，結結巴巴地問。

阿嫲開口用方言解釋了一番，言簡意賅：“說是囝仔伊啊爸，住在北京，來帶伊走的。”

阿公同樣花了三十秒的時間來消化這個突然的消息，但三十秒后，他顯然得出了和阿嫲截然不同的結論，猛一拍床板，好像貧富差距突然不存在了，指著謝斯禮的臉，氣得臉紅脖子粗，用不太標準的夾帶著方言的普通話怒斥道：“哪里來的死爸仔跟我散靠北，滾，滾滾滾，滾！我管你是什么北京來的南京來的，我們養了這么多年的外孫女，你做夢你想帶走，你給我這放狗屁我……”

“是我自己想跟他走的。”

這句話立時把阿公剩下的話錘回了他腸胃深處，他變得很安靜，安靜得上一秒房間還在回蕩他發怒的余音，下一秒就出現了秒針走動的聲音。嘀嗒，嘀嗒。這種沉默一直延續到她走進房間收拾行李，謝斯禮提議說想跟他們這對監護人單獨談一談。

他們談了些什么，嘉魚一概不知，也不感興趣，她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走出來時，阿公已經躺回了蚊帳深處——在南方鄉下，不掛蚊帳就敢睡覺的人是勇士，阿公不是勇士，在和蚊子的對抗賽中，他數次一敗涂地——翻身面對著墻壁，只留給他們一個固執的背影。

“轉學手續我的人已經去辦了，戶口依你們，先掛在這，不用送，請留步。”

這是那天謝斯禮留下來的最后一句話，乍一聽很禮貌，細品卻絲毫沒有奪走別人含辛茹苦撫養大的孩子的愧疚，而嘉魚，她沒有說話。主動出走的人體會不到悲傷，悲傷是分配給留下來的人的漫長刑罰。她背著書包，懷里抱著幾個即將被撐爆的大紅塑料袋和蛇皮袋——原諒她沒有行李箱——心中沒有任何特別的感受。像以往無數次走出家門去上學一樣，她邁過門檻，沒有回頭。

和阿嫲阿公有關的一切就這樣畫上了休止符，停頓的逗點太長，長到今年，她躺在旅館的床上，忽然發現自己記不起他們的聲音了。

四年，一千多個日夜，她從來沒有給他們打過電話，也從來沒有接到過他們打來的電話。

嘉魚不知道別人對待親情的態度是否像她一樣擰巴，也不知道別人的家庭是否像她的家庭一樣淡漠。

不，其實她是知道的。

生活在村子里，家長里短從來不是秘密，她見過家暴的家庭，見過出軌的家庭，見過離婚的家庭，夫妻撕打，小孩叛逆，對比起他們，她的不幸堪稱無病呻吟。可是在用他人的不幸安慰自己的同時，她也不得不承認——

她見過幸福美滿的家庭。

回家鄉對她來說從來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即使是這樣蝸居于市區，不與任何人交談。

阿嫲家位于潮汕地區和閩南地區交界的一座丘陵下，往南二十公里是海，往北二十五公里是市區。二十五公里，打車四十分鐘的車程，搭公交的話，時長不定，因為去往他們村里的公交兩小時才有一趟。

在北京，嘉魚很少想起阿嫲阿公，她有一種阻斷感情和情緒的特殊能力，但在家鄉的市區，在這座未被禁止燃放煙花爆竹政策波及的小城，聽著窗外熱鬧的鞭炮聲，她的超能力短暫且悲哀地失去了效用。

她一遍遍在腦海中模擬搭計程車回家或者站在老舊的公交站牌下等待公交車的場景，在她不斷重復的虛擬想象中，靈魂早已完成了數百次歸家，唯獨肉體受困于酒店樊籠，受困于那張并沒有黏性卻黏住了她雙腿的床，動彈不得。

就在嘉魚以為自己要爛死在酒店里的時候，初三上午，她接到了鄧秀理的電話。

“我靠，你知道嗎，我剛剛上了下秤，發現我居然重了八斤！八斤！！”

鄧秀理崩潰的尖叫擊穿了嘉魚的耳膜，也擊穿了她的寂寞。塵埃像被驚擾一樣零零散散飄蕩在空氣中，被陽光照出渺小的形態。她頭一次覺得對方的高音調吟唱如此優美，優美到她簡直要掉眼淚。

“你呢，你重了幾斤？”鄧秀理的語氣中帶著一種盼望拉她下水的興奮又惡意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