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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字“清道夫”。
“來啦?”吳老大翹著二郎腿,指著顯示器說,“這照片照得不行啊,有點兒虛。”
我鄙視地瞥了一眼林濤。
陳詩羽插話說:“我這兒也有照片。”說完她把自己的相機接上了吳老大的電腦。
吳老大眼睛一亮,說:“嗯,專業水平!這個清楚。”
“那你看出什么端倪沒有?”我急切地問道。
吳老大拿起桌上的豆漿,吸了一口,慢悠悠地說:“這三個字,寫得比較潦草。但是從字跡來看,是非常娟秀的。這可以提示寫字的人應該具有不低的文化程度。”
“等等,你用‘娟秀’這個詞是什么意思?”我瞪大眼睛,“能不能判斷寫字的人的性別?”
吳老大搖搖頭:“通過文字來判斷性別,這事兒我一直不太看好。雖然也有這方面的課題,但研究的都是寫在紙上的字,因為下筆力度也是一個印證。寫在墻上的字,拿來判斷性別,大部分是不準的。這個案子,只能說明兇手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我還要提醒你們的是,從書寫的姿態來看,這個人寫這三個字的時候,很從容。”
“從容?”我皺皺眉頭,“說明兇手心理素質好?殺了人不慌?”
“嗯,這是一個方面。”吳老大說,“還有一個方面,兇手不是彎著腰寫的,也不是蹲在地上寫的,也不是踮著腳夠著寫的。”
“咦?”我眼睛一亮,“這個推斷好,可以大致判斷一下兇手的身高。”
我拿出手機,翻了翻尸檢結束后翻拍的尸檢筆錄和現場勘查筆錄。
“一般人以站立姿勢平視書寫,字體中央的位置的高度,大約是在鼻、唇之間。”吳老大補充道,“這三個字離地面多高?”
“一米五。”
“那大約要再加上二十厘米,就是兇手的大概身高。”吳老大說。
大寶摸著下巴上的胡楂兒,說:“一米七,那得是個高個子的女人。”
“女人?”我轉頭看著大寶,“你怎么知道是女人?”
大寶搖搖頭沒說話。
林濤說:“這種身高,如果是男人的話,矮了點兒,是女人的話,高了點兒。所以,這個推斷貌似對目前還沒有發現任何可能嫌疑人的我們來說,沒多大用。”
“其他呢?”我問,“其他方面還有沒有什么推斷?”
吳老大說:“因為是用血跡寫在墻壁上的,筆畫交叉部分的血跡互相印染,不像寫在紙上有紙面凹陷,所以無法從筆順上判斷出什么書寫習慣。但是對于筆畫的書寫習慣,還是有點兒規律可循的。”
“什么意思?”我感到很驚喜。
吳老大笑著拍拍我的肩,說:“沒什么意思。我覺得,如果你們可以拿到嫌疑人的書寫材料,說不定具有比對價值。”
這個消息,如果是在偵查后期,會是個很好的消息,因為文檢鑒定可以給法庭提供直接證據。但是在偵查前期,就沒有多大驚喜了。我們現在好比瞎貓滿街游蕩,得有多好的運氣才能碰見個死耗子啊。現在的偵查毫無方向,更別說有什么嫌疑人了。而且,從吳老大的口氣可以聽出,即便是有了嫌疑人的字跡,也未必一定能比對認定同一。
“我現在更關注的不是證據。”我說,“如果能給偵查提供一點兒方向就好了。”
吳老大搖搖頭,說:“這個人寫字挺潦草的,我還沒有發現什么非常顯著的特征可以直接用來排查的。當然,每個人寫字時都有自己的顯著特征,只是現在我們掌握的信息太少了,就三個字。三個字!你們當我是神啊?”
“大神級別的人物,就要做出一些大神級別的事情來嘛。”林濤說。
吳老大說:“如果再發生一起連環案件,再拿這三個字來,說不準我就有什么發現了呢。”
“拜托!拜托!”我差點兒沒給吳老大跪下,“求您封上您的金口吧,阿彌陀佛!”
“哪有那么邪門兒?!”吳老大一臉不屑,“要是我說兩句就能有命案,那我才真是大神級的人物呢。”
“哎,你還別說,老大。”林濤嚴肅地說,“這事兒可就是這么邪門兒,比如我們的秦大科長,每次一說閑啊、輕松啊、無聊啊,必有命案。這就叫作烏鴉嘴。”
“哦?”吳老大笑得前仰后合,“那我倒要看看我是不是烏鴉嘴:有命案!有命案!”
“不和你們玩了,你們這是玩火。”我瞪了他們倆一眼,說,“我們五個人昨晚一晚上沒睡,破了個案子。現在瞌睡蟲來找我們麻煩了,我們要回去睡覺。”
“哈哈哈哈。如果我也是烏鴉嘴,那你們豈不是又睡不成了?”吳老大還在自娛自樂。
“丁零丁零……”
隨著我手機鈴聲的響起,所有人都收起了笑容。
“不是吧?!”吳老大瞪大了眼睛。
“還行不?”師父說話總是這么簡潔。但是我聽到這三個字的時候,就知道我再次中了烏鴉嘴的招兒。
“呃……行。”我遲疑了一下,說。
即使警力嚴重不足,省廳法醫科、痕跡檢驗科也會勉強湊出兩套人馬,防止同時發案時應付不過來。如果我回家睡覺的話,另一組肖法醫和方法醫也可以立即趕赴現場。但在接到電話后的短暫的三秒鐘里,我的腦海里展開了激烈的思想斗爭。最后,破案的誘惑還是壓過了睡覺的誘惑,于是一口應承了下來。
師父說:“程城市發生一起槍案,你們現在出發,兩小時內趕到現場。”
“槍案?”我說,“人死了沒有?”
“廢話。”師父掛斷了電話。
雖然被師父掛了電話,但是我一點兒也沒覺得自己說的是廢話。人體本身就很奇怪。有時候,看起來很輕的傷會要了小命;看起來很重的傷,反而還能活下來。我在老家實習的時候,就碰見過一個這樣的案例。
那天我正在法醫門診當班,當時父親身為分管刑偵的副局長,他給我打了個電話,說檢察院正在辦一個案子,槍傷,他已經聯系好了,讓我跟著去學習學習。
我接完電話后蹦起老高,槍傷可真不多見,就連我們大學的法醫老師也見得很少。當然,這得益于我國對槍支的有力管控。我當時想都沒想就打了個車趕往市人民醫院。當時打車的起步價是三塊,法醫門診和醫院的距離也就在起步價之內。下車的時候,我瀟灑地掏出了一張五元的紙幣給司機師傅,又瀟灑地說了一句:“拿著,不用找了,別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