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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誰說儒家不講邏輯？他們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當然也有另一套。在他看來，治國面對的是現實問題，而現實問題是匈奴寇暴。御寇就得強兵，強兵就得富國，富國就得理財，理財就得務實。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國家需要的是腳踏實地的人。

這同樣無法達成共識。

但，不管公理婆理，雙方的著眼點都已不再僅限于經濟政策。他們更關心的，是組織路線、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

組織路線之爭，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線之爭，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線之爭，在儒家和法家。

這才是鹽鐵會議的意義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過，如果把桑弘羊和漢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錯特錯了。桑弘羊是，漢武帝不是。當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實上，漢武帝是很難貼標簽的。無論把他當作儒家還是法家，都是一葉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么，什么是漢武帝的真面目？

罪功豈在悔輪臺

漢武帝其實很可憐。

鹽鐵會議的召開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距離漢武帝駕崩只有六年，可謂尸骨未寒。然而賢良文學們的某些發言，卻已大有炸平長安、徹底清算之意，盡管沒有漢武帝原本是不會有什么賢良文學的。

爭論并沒有隨著會議的結束而結束。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漢宣帝下詔，要為漢武帝立廟設樂。這當然是一件大事。因為漢代不同于后世，并非每個皇帝死后都有廟號。此前，僅高皇帝劉邦和文皇帝劉恒有，廟號為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謚號。

宣帝認為，他的曾祖父劉徹也該有廟號。

何況，武皇帝也當得起。

然而一位名叫夏侯勝的儒生卻公開反對，理由是漢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殺人無數，揮霍無度，以至于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如此毫無仁德，豈能有廟號？

此言一出，朝野嘩然。公卿們一齊責備夏侯勝說：這是圣意，豈能反對？夏侯勝卻說：圣意又怎么樣？人臣之義在直言。話已出口，萬死不辭！

當然，為武帝立廟的提案仍被通過，廟號世宗。但夏侯勝的反對意見也被如實記錄，并流傳下來。他本人則在坐了兩年牢后被釋放，而且受到漢宣帝的禮遇。

這說明什么呢？

第一，漢代的言論相當自由。

第二，夏侯勝的批評基本屬實。

實際上，夏侯勝說得并不全。如果愿意，還可以加上繁刑重斂，崇妖信怪，殺伐任性，喜怒無常。司馬光甚至認為，漢武之惡幾近秦皇，只不過他識好歹，受忠言，知對錯，會用人，這才不至于亡漢。

然而即便是秦始皇，又何嘗不曾收獲由衷的贊美？可見問題不在如何評價，而在評價的立場。

夏侯勝的立場無疑是儒家的，后來的班固和司馬光也如此。但是，漢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罵，在近現代卻又因尊儒而挨批，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

請讀這首詩：

絕大經綸絕大才，罪功不在悔輪臺。

百家罷后無奇士，永為神州種禍胎。

詩的意思很清楚：漢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最大過失卻不在連年用兵，而在罷黜百家。

這未嘗沒有道理。

的確，思想文化領域是不能一家獨尊的。因為沒有百家就沒有爭鳴，沒有爭鳴就沒有思想，沒有思想就不會有風骨和氣節。茍如此，又哪里會有擔負天下興亡、創造文明成果的奇士？也只有奴才。

問題在于，這禍胎真是漢武帝種下的嗎？

未必。

事實上，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僅限于官學范圍。也就是說，罷黜百家，只是諸子不設博士官；獨尊儒術，也只是飽讀詩書更容易走上仕途。至于民間，則百家既未罷黜，儒術也不獨尊。

其實就連政府，也不是儒家的一統天下。張湯是儒家嗎？衛青是儒家嗎？桑弘羊是儒家嗎？漢武帝如果真的獨尊儒術，賢良文學們豈能氣成那個樣子？

何況武帝的時代也并非沒有奇士。汲黯不是嗎？夏侯勝不是嗎？司馬遷不是嗎？還有義縱，是因為抵制告緡法而死的。義縱可是酷吏。但怎么樣呢？也有骨頭。

還有東方朔。

東方朔是被司馬遷寫入《滑稽列傳》的，他在漢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當于戲子。然而，當漢武帝宴請館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時，東方朔為了維護朝廷尊嚴，竟然橫戟攔在門前，逼得武帝只好換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后門。

奇士的風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這位沒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宮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宮中鬧鬼。值班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怕出事，讓郎官把印璽交給他。郎官不給，霍光去奪。郎官便手按劍柄正聲說：臣頭可得，印璽不可得！

權傾一時的霍光，也只能諾諾連聲。

這并不奇怪。武帝的時代畢竟距離先秦不遠，新做人家的漢帝國也血氣方剛。誠如史家所言，那時的中國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質樸和更多的剛強。漢的氣質，是雄大、閎放和深沉的。

氣質變得柔美、空靈而內秀，要到中唐以后。儒學真正成為統治思想，也不早于宋元。至于百家罷盡，萬馬齊喑，則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設文字獄之后的事情。

漢，卻是霸道的。

同樣，漢也是開放的。長安城里住滿了世界各國的商人和使者，離宮別館旁也種滿了苜蓿和葡萄。深眼多須的外國人，在長安的街市上討價還價，并堅持著女士優先的習俗，皇上看了卻樂不可支。

漢武帝是不會畫地為牢的。他也不會因為董仲舒的一席話，就皈依了孔門，并關上其他的窗戶。

事實上武帝并不當真熱衷儒術，他喜歡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樣的“純儒”（其實董仲舒也不純），而是公孫弘那樣的“雜儒”，以及張湯那樣能用儒術裝點門面的文吏。儒術與法術雜糅，王道與霸道并用，才是他的真面目。

那么，漢武帝就沒有留下禍胎嗎？

當然有。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