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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歐洲是一片人文昌榮、物產豐饒的大陸。它的盛世不僅歸因于科學與工業(yè)革命，還得助于民主傳統(tǒng)，也離不開幾個世紀之內廣闊殖民地的輸血——源源不斷的黃金、鉆石、石油、黑奴。這樣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與中國不同的是，歐洲的現(xiàn)代精神危機不是產生于貧窮，而是產生于富庶。叔本華、尼采、薩特，差不多都是一些衣食不愁的上流或中流富家公子。他們少年成長的背景不是北大荒和老井，而是巴洛克式的浮華和維多利亞時代的錦衣玉食，是優(yōu)雅而造作的禮儀，嚴密而冷酷的法律，強大而粗暴的機器，精深而繁瑣的知識。這些心性敏感的學人，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開始了追求精神自由的造反，宣示種種盛世危言。

他們的宣示在中國激起了回聲，但是這宣示已經(jīng)大多被人們用政治農業(yè)文明的生存經(jīng)驗——而不是用金錢工業(yè)文明的生存經(jīng)驗——來悄悄地給予譯解。同樣是批判，他們不言自明的對象是資本社會之偽善，而他們的中國同志們不言自明的對象很可能是“忠字舞”。他們對金錢的失望，到了中國，通常用來表示對沒有金錢的失望。一些中國學子夾著一兩本哲學積極爭當“現(xiàn)代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差不多就是窮人想有點富人的憂愁，要發(fā)點富人脾氣，差不多就是把富人的減肥藥，當成了窮人的救命糧。

個人從政治壓迫下解放出來，最容易投入金錢的懷抱。中國的薩特發(fā)燒友們玩過哲學和詩歌以后，最容易成為狠宰客戶的生意人，成為卡拉ktv的常客和豪華別墅的新住戶。他們向往資產階級的急迫勁頭，讓他們的西方同道略略有些詫異。而個人從金錢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最容易奔赴政治的幻境，于是海德格爾贊賞納粹，薩特參加共產黨，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王權，讓他們的一些中國同道們覺得特傻帽。這樣看來，西方人也可能把窮人的救命糧，當成富人的減肥藥。

當然，窮人的批判并不比富人的批判低檔次，不一定要學會了發(fā)富人的脾氣，才算正統(tǒng)，才可高價，才不叫偽什么派。在生存這個永恒的命題面前，窮人當然可以與富人對話談心，可以與富人交上朋友，甚至可以當上富人的老師。只是要注意，談話的時候，首先要聽懂對方說的是什么，也必須知道，自己是很難完全變成對方的。

六

請設想一下這種情況，設想一個人只面對自己，獨處幽室，或獨處荒原，或獨處無比寂冷的月球。他需要意義和法則嗎？他可以想吃就吃，想拉就拉，崇高和下流都沒有對象，連語言也是多余，思索歷史更是荒唐。他隨心所欲無限自由，一切皆被允許，怎樣做——包括自殺——也沒有什么嚴重后果。這種絕對個人的狀態(tài)，無疑是反語言反歷史反文化反知識反權威反嚴肅反道德反理性的狀態(tài)，一句話，不累人的狀態(tài)。描述這種狀態(tài)的成套詞語，我們在后現(xiàn)代哲學那里似曾相識耳熟能詳。

但只要有第二個人出現(xiàn)，比如魯賓遜身邊出現(xiàn)了星期五，事情就不一樣了。累人的文明幾乎就隨著第二個人的出現(xiàn)而產生。魯賓遜必須與星期五說話，這就需要約定詞義和邏輯。魯賓遜不能隨便給星期五一耳光，這就需要約定道德和法律。魯賓遜如若要讓星期五接受自己的指導，比如服從分工和講點衛(wèi)生，這就需要建立權威的組織……于是，即便在這個最小最小的社會里，只要他們還想現(xiàn)實地生存下去，就不可能做到“怎樣都行”了。

暫時設定這種秩序的，不是上帝，是生存的需要，是肉體。在一切上帝都消滅之后，肉體最終呈現(xiàn)出上帝的面目，如期地沒收了自己的狂歡，成了自己的敵人。當羅蘭·巴特用“身體”取代“自我”時，美國著名理論家卡勒爾先生已敏感到這一先兆，他認為這永遠產生著一種神話化的可能，自然的神話行將復辟（見《羅蘭·巴特》）。可以看出，后現(xiàn)代哲學是屬于幽室、荒原、月球的哲學，是獨處者的哲學，不是社會哲學；是幻想者的哲學，不是行動哲學。

物化的消費社會使我們越來越容易成為獨處的幻想者，人際關系冷淡而脆弱，即便在人海中，也不常惦記周圍的星期五。電視機，防盜門，離婚率，信息過量，移民社會，認錢不認人……對于我們來說，個人越來越是更可靠的世界。一個個商業(yè)廣告暗示我們不要虧待自己，一個個政治家暗示你的利益正被他優(yōu)先考慮。正如我們曾經(jīng)在忠字舞的海洋中，接受過個人分文不值的信條，現(xiàn)在，我們也及時接受著個人至高無上的時代風尚，每個人都是自己最大的明星，都被他人愛得不夠。

七

時曠日久的文化空白化和惡質化，產生了這樣一代人：沒讀多少書，最能記起來的是政治游行以及語錄歌，多少有點不良記錄，當然也沒有吃過太多苦頭，比如蹲監(jiān)獄或參加戰(zhàn)爭。他們被神圣的口號戲弄以后誰也不來負責，身后一無所有。權力炙手可熱的時候他們遠離權力，苦難可賺榮耀的時候他們掏不出苦難，知識受到尊重的時候他們只能怏怏沉默。他們沒有任何教條，生存經(jīng)驗自產自銷，看人看事決不迂闊一眼就見血。他們是文化的棄兒，因此也必然是文化的逆子。

這一些人是后現(xiàn)代思潮的天然沃土。他們幾乎不需要西方學人們來播種，就野生出遍地的冷嘲熱諷和粗痞話。

其實也是一種文化，雖然沒有列于文化譜系，也未經(jīng)培植，但天然品質正是它的活力所在。它是思想統(tǒng)制崩潰的必然果實。反過來，它的破壞性，成為一劑清瀉各種偽道學的毒藥。

“后現(xiàn)代”將會留下詩人——包括詩人型的畫家、作家、歌手、批評家等等。真正的詩情是藐視法則的，直接從生命中分泌出來。詩人一般都具有瘋魔的特性，一次次讓性情的烈焰，沖破理法的巖層噴薄而出。他們覺得自己還瘋魔得不夠時，常常讓酒和夢來幫忙。而后現(xiàn)代思潮是新一代的仿酒和仿夢制品，是高效制幻劑，可以把人們引入豐富奇妙的生命景觀。它恢復了人們的個人方位，拓展了感覺的天地，雖然它有時可能失于混沌無序，但潛藏在作品中的革命性、獨創(chuàng)精神和想象力的解放顯而易見，連它的旁觀者和反對者也總是從中受益。

“后現(xiàn)代”將會留下流氓。對于有心使壞的人來說，“怎樣都行”當然是最合胃口的理論執(zhí)照。這將大大鼓舞一些人，以直率來命名粗暴，以超脫來命名懶惰，以幽默來命名欺騙，以法無定法來命名無惡不作，或者干脆以小人自居，也沒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說，在社會管制嚴密的情況下，人人慎行，后現(xiàn)代主義只能多產于學院，成為一種心智游戲；那么在社會管制松懈之地，這種主義便更多流行于市井，成為一種物身的操作。這當然很不一樣。前者像夢中殺人，像戰(zhàn)爭片，能提供刺激、樂趣、激動人心，而后者則如同向影劇院真扔上一顆炸彈——誰能受得了呢？因此，對后現(xiàn)代主義配置的社會條件不夠，就必有流氓的結果。

詩人總是被公眾冷淡，流氓將被社會懲治。最后，當學院型和市井型的叛逆都受到某種遏制，很多后現(xiàn)代人可能會與環(huán)境妥協(xié)，回歸成社會主流人物，給官員送禮，與商人碰杯，在教授的指導下攻讀學位，要兒女守規(guī)矩和懂應酬。至于主義，只不過是今后的精神晚禮服之一，偶爾穿上出入某種沙龍，屬于業(yè)余愛好。他們既然不承認任何主義，也就無所謂對主義的背叛，沒有許諾任何責任。最虛無的態(tài)度，總是特別容易與最實用的態(tài)度聯(lián)營。事實上，在具體的人那里，后現(xiàn)代主義通常是短暫現(xiàn)象，它對主流社會的對抗，一直被憂心忡忡的正人君子估計過高。

在另一方面，權勢者對這些人的壓制，也往往被人們估計過高。時代不同了，眾多權勢者都深諳實用的好處，青春期或多或少的信念，早已日漸稀薄，對信仰最虛無的態(tài)度其實在他們內心中深深隱藏。只要是爭利的需要，他們可與任何人親和與勾結，包括接納各種晚禮服。不同之處在于，主義不是他們的晚禮服，而是他們某種每日必戴的精神假面。他們是后現(xiàn)代主義在朝中或市中的潛在盟友。

這是“后現(xiàn)代”最脆弱之點，最喜劇化的歸宿。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后現(xiàn)代主義是現(xiàn)代主義的分解和破碎，是現(xiàn)代主義燃燒的尾聲，它對金燦燦社會主流的批判性，正在被妥協(xié)性和認同傾向所悄悄置換。它挑剔和逃避了任何主義的缺陷，也就有了最大的缺陷——自己成不了什么主義，不能激發(fā)人們對真理的熱情和堅定，一開始就隱伏了庸俗化的前景，玩過了就扔的前景。它充其量只是前主義的躁動和后主義的沮喪，是夜行者短時的夢影。

如果“后現(xiàn)代”又被我們做壞，那也是沒法子的事。

夜天茫茫，夢不可能永遠做下去。我睜開眼睛。我寧愿眼前一片寂黑，也不愿當夢游者。何況，光明還是有的。上帝說，要有光。

1993年2月

*最初發(fā)表于1993年《讀書》，后收入隨筆集《夜行者夢語》。<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