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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就不能采取更積極一些的反抗么？比方說用立法來限制各種政治、資本、宗教勢力對媒體的控制？比方說限制主流媒體的股權結構和收入結構，從而確保它們盡可能擺脫金錢支配，盡可能體現(xiàn)出公共性和公平性？……再不濟，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最為贊賞的“抽簽制”（某些基層社區(qū)已經用這種方式來產生維權民意代表）來替代選舉制，是否也能多少稀釋和避開一點劣質民主之害？

遺憾的是，現(xiàn)代社會殫精竭慮與時俱進，不斷改進對金融、貿易、生態(tài)、交通、玩具、化妝品、寵物食品的管理，mba大師滿街走，法規(guī)文本車載斗量，但不論是民主行家還是民主新手，在政治制度創(chuàng)新方面都經常裹足不前和麻木不仁。一般來說，找一個萬能的道德解釋，視結果順心的民主為“真民主”，視結果不順心的民主為“假民主”，成為很多人最懶惰也最便利的流行判斷，差不多是一腦子糨糊的忽熱忽冷。權勢者更不愿意展開相關的制度反思和政治辯論——因為這只能使貌似合理的現(xiàn)存秩序破綻畢露，使權力合法性動搖，危及他們的控制。他們更愿意在“民眾神圣”一類慰問甜點大派送之下，繼續(xù)各種熟練的黑箱游戲。

民眾并不是神，并無天生的大愛無私和全知全能。因此理性的民意需要培育和保護，需要反誤導、反遮蔽、反壓制、反濫用的綜合制度保障，才能使民主不被扭曲，從而表現(xiàn)出相對于專制的效益優(yōu)勢：貪腐更少而不是更多，社會更安而不是更亂，經濟更旺而不是更衰，人權更能得到保護而不是暴力橫行性命難保……特別是在涉外、涉遠、涉專等上述事故多發(fā)地帶，原版民主的制度修補不容輕忽。從更高標準來看，一個企業(yè)光有董事會民主和股東會民主是遠遠不夠的。更合格的企業(yè)民主一定還包括員工民主（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顧客民主（價格聽證與監(jiān)管制度）、社區(qū)民主（環(huán)境聽證與監(jiān)管制度）等各個層面，包括這個豐富民主構架下所有利益相關者權力與責任的合理分配，以防“血淚企業(yè)”、“霸王企業(yè)”、“毒魔企業(yè)”在民主名義下合法化。《公司法》等法規(guī)在這方面還過于粗陋。一個民族國家光有內部民主也是有隱患的。考慮到經貿、技術、信息、生態(tài)安全等方面的全球化現(xiàn)實，更充分的民主一定要照顧到“他者”，要包括睦鄰和利他的制度設計——就像歐盟的試驗一樣，把涉外的一部分外交、國防、金融、財政權力從民族國家剝離，交給一個超國家的民主機構，以兼顧和協(xié)調各方利益，消除民族主義的利益盲區(qū)，減少國與國之間沖突的可能性。至于歐盟與“x盟”之間更高層級的民主共營構架，雖然面臨著宗教、文化、經濟等令人頭痛的鴻溝，但只要當事各方有足夠的誠意和理性，也不是不可以進入想象。

可以預見，如果人類有出息的話，新的民主經驗還將層出不窮。一種以分類立制、多重主體、統(tǒng)分結合為特點的創(chuàng)新型民主，一種參與面與受益面更廣大的復合式民主，不管在基層還是全球的范圍內都可以期待。作為一項遠未完成的事業(yè)，民主面臨著新的探索旅程。

中國是一個集權專制傳統(tǒng)深厚的國家，百年來在體制變革方面尋尋覓覓進退兩難，既受過專制僵化癥之禍，又吃過民主幼稚病的虧——后者用民主之短不少，用民主之長不多，有時未得民主之利，先得民主之弊，最終結果是損害民主的聲譽，動搖人們的民主信心，窒息人們對民主的深度思考，為集權專制的復位鋪墊了輿論壓力。中國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與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的民主，就是這樣分別使軍人鐵腕成為當時的民心所向。從這一點看，專制僵化癥與民主幼稚病是一體兩面，共同阻滯了政治改革，使各種山大王和家長制至今積習難除。

丘吉爾有名言：民主是“壞體制中的最好體制”。盡管集權乃至專制也能帶來社會穩(wěn)定，也能支持經濟發(fā)展[1]，但至少在現(xiàn)代社會條件下，沒有民主的繁榮如同白血球不足的肥體，缺乏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現(xiàn)代社會的復雜程度和管理量與日俱增，需要更靈便、更周密的信息傳感系統(tǒng)和調控反應系統(tǒng)。一個官吏體系掌控著越來越多的國家財富和財政資源，如無民眾全方位的監(jiān)督和制約，必滋生很多自肥性利益集團，無異于定時炸彈遍布各處，造成“礦難恐怖主義”、“藥價恐怖主義”、“污染恐怖主義”一類讓人應接不暇，也使體制內忙碌的消防隊成為杯水車薪。另一方面，身處一個因特網和高速公路的時代，民眾的知情觸角已無所不及，根本不需要什么黑客手段，就能輕易穿透任何鐵幕，其相應的參與、分享、當家做主等要求如未及時導入建設性的政治管網，不滿情緒一旦積聚為心理高壓，就可能釀成破壞性的政治風暴。事實多次證明，任何一個再成功的現(xiàn)代君王也總是危險四伏。當年發(fā)展經濟和改善福利并不算太差勁的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君，剛被英國女王授了勛章，剛被國際社會譽為改革模范，馬上就死在本國同胞的亂槍之下，不能不令人深思。

只是丘吉爾的名言還可補充，即民主不僅是“壞體制中的最好體制”，而且民主本身還有問題，至少還可以更好，還需要換代升級，在一個動態(tài)過程中實現(xiàn)民主功能的更完善，在一個復雜世界里實現(xiàn)民主形態(tài)的更多樣和更合用。以民主進程中后來者的身份，后發(fā)展國家缺乏傳統(tǒng)依托，卻也沒有傳統(tǒng)負擔，完全可以利用后發(fā)優(yōu)勢，不僅參考借鑒西方的普選制、代議制、多黨制、三權制等管理經驗，還可以博采本土的一切制度資源，比如君權時代的“禪讓”制、“諫官”制、“揭貼”制、“封駁”權等，比如革命時代的“群眾路線”、“多黨參議”、“民主生活會”、“職工代表大會”等，比如改革時代的“法案公議”、“問卷民調”、“網上論壇”、“ngo參與”、“消費者維權”……這一切或多或少含有民主元素的做法，一切有助于善政的舉措，都可以通過去蕪存菁而得到整合與汲取，從而讓人們真正放開眼界解放思想，培育出民主的本土根系，解決所謂民主“水土不服”的難題；同時也豐富和擴展民主內涵，走出有中國特色和開拓意義的民主道路，為人類政治文明建設做出獨特貢獻——一個文明復興大國在追求富強的進程中理應有此抱負和責任，不可缺失制度創(chuàng)新的智慧。

幾年前，筆者遇到一位瑞典籍學者兼歐盟官員。他說民主不僅僅是一種政體，更是一種交往習俗和生活方式。他引導筆者走進一座舊樓，參觀他們主辦的婦女手工活培訓班、職工讀書沙龍，還有社區(qū)青年的環(huán)保畫展，說這都是很重要的民主。因為分裂而孤獨的個人“原子”狀態(tài)就正是專制的理想條件，人們只有經常在一個共同體內交流、參與以及分享，才可能增強民主的意識與能力，才可能有民意的形成、成熟以及表達，包括盡可能消解某些誤導性宣傳。在他看來，歐盟民主的希望與其說在于電視里某些政治秀，不如說更在于這些老百姓臉上越來越開朗而且自信的表情——他和他的同道正為此爭取更多的預算、義工以及跨國性討論。

這是一個滿頭銀發(fā)的長者。

可惜我的幾個中國同行者聽不懂他的話，對撈什子手工活一類完全不感興趣，一個個東張西望哈欠滾滾，只想早一點返回賓館。連譯員也把“民主”一詞譯得猶猶豫豫，好像老頭說跑了題，好像自己耳朵聽錯了話——這些雞毛蒜皮與偉大的democracy能有什么關系呢？也許在他們看來，只有大街和廣場上的激情才夠得上民主的勁道。

我也曾舉著標語牌走向中國和他國的大街廣場，但我知道，民主要比這多得多，要繁重的深廣得多。

此時的銀發(fā)長者有點沮喪，已不知道該說什么好。

正是這尷尬一刻，成為本文的緣起。

2007年9月

*最初發(fā)表于2007年《天涯》雜志。

注釋

[1]很多資本主義國家或地區(qū)在新興時期或困難時期都曾借助集權或威權管制手段，如二十世紀后半期的“亞洲四小虎”，又如克倫威爾時期的英國，拿破侖時期的法國，卑斯麥時期的普魯士等。<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