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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斗不要武斗”，“團結干部和群眾兩個百分之九十五”，“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等等，是針對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來的主流性“文革”敘事中，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的名存實亡被大量潑墨，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的大體有效卻很少落筆入文。正如同樣是二十世紀的史實，蘇聯的紅色恐怖幾乎家喻戶曉，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卻已銷聲匿跡——這很難說是輿論的正常。其實，基本的事實之一是：如果中國也成了蘇聯或印尼，如果鄧小平等大批高層人士像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達可夫一樣死于殺戮，或者被某個外國大使圈入捕殺名單，他們后來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結束“文革”的時間就必定大大后延。

從事后的回憶來看，上層精英們談得最多的“文革”經歷是“下放”——這包括黨政官員和知識分子貶入下層任職，或者直接到農村、工廠、“五七干校”參加學習和勞動。近兩千萬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也是與此相關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無疑具有懲罰功能。當事人的社會地位降低，還有歧視、侮辱、恐懼、困苦、家人離散、專業荒廢等傷害也往往隨之而來。這種經歷大多逼出了當事人對“文革”的合理怨恨，成為了他們日后投入抗爭的心理根源。可以想象，當這些人冤屈滿腔的時候，專案組的陰冷和大字報的專橫是他們的唯一視野。自己曾一度追隨潮流投身批斗的壯志豪情，不一定能長存于他們的記憶。至于合作醫療、教育普及、文化下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等革命亮點，更難進入他們的興奮。這里有回憶視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不易被后來的文本檢閱者們察覺。

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數人遭遇遣返回鄉或拘捕入監，就標準定義下的“下放”者而言，其絕大多數保留干籍甚至黨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這在大批當事人后來的回憶錄中都有不經意的泄露，但不一定成為他們樂意講述的話題。對比《往事并不如煙》一書中受難者們忙著化妝、看戲、赴宴的“往事”，此時的厄運當然已經夠苦了，但這畢竟使“下放”不太像懲罰，不過是淺嘗困苦時的過敏和夸張。在更大的范圍里，灰溜溜的大多數“下放”者也仍然不失民眾的幾分尊敬，幾分羨慕、巴結乃至嫉妒。他們仍然構成了潛在的社會主流，不過是在重獲權力之前，經歷了一次冷凍，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層的短期教育。當局似乎想以此調整社會階層結構，強迫上層精英與下層民眾融合，嘗試革命化“五七道路”的可能。在一次已經失敗的民主大躍進以后，這無異于又來一次削尊抑貴的民粹大躍進，在世界史的范圍內同樣令人目瞪口呆。

但與當局的估計相反，民眾對革命并無持久感恩的義務，倒是對極權弊端日漸厭倦與不滿，物質和文化欲求也與禁欲化的強國路線尖銳沖突。民眾不但沒有使“下放”者受到擁護“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給他們輸入了懷疑和抵觸現實的勇氣。“下放”所帶來的豐富經驗，更使他們在日后的抗爭中富有生機活力。以文學為例：作家們在批判“文革”的文學解凍中，大多有“為民請命”的姿態，即便是個人化的表達，也大多與農民、工人、基層干部心意共鳴，顯示出廣闊的人間關懷和社會視野。即便這種視野也有個人情緒濾鏡下的某種變形，但它至少把下層民眾始終當作了同情、感激、崇敬、懷念的對象，就像電影《牧馬人》所表述的那樣。這與九十年代以后文學中較為普遍的自戀和冷漠，形成了明顯的對照。九十年代的批判似乎還在繼續甚至正在深化，但有些文學精英一旦把“下放”過程中所積蓄的思想情感釋放完畢，興沖沖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臥房，頂多再回望一下門第和權位，比如對“最后的貴族”一類話題津津樂道，比如在報刊上制作出喜兒嫁大春是錯失致富良機的笑料——他們情不自禁地把社會等級制重建當作輝煌目標，與民眾的階層鴻溝正在形成。顯然，事情到了這一步，與“文革”后期那些與民眾緊密結盟的下放者相比，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變味、走形乃至南轅北轍？倘若他們所向往的階層鴻溝進一步擴大，倘若擺脫極權主義鎖鏈的結果，只是要讓社會中、下階層落入極金主義的囚籠，民眾對革命乃至“文革”的懷念沖動會不會如期到來？

執政當局在“文革”中低估了民眾的不滿，更低估了精英們在表面服從后面的不滿，以中外歷史上罕見的“下放”運動加速了自己的失敗。當精英從民眾那里一批批歸來，當他們的名字開始陸續重現于報刊和會議，“文革”的反對派實際上已經出爐成劍，已經形成了體制內的力量優勢，而且遍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種重要崗位。此時新思潮已經入場，新中有舊。舊營壘已經復位，舊中有新。各種社會條件出現了復雜的重組，貌似強大的“文革”已成殘破的蛹殼。一九七四年以后的“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力不從心，到處受到陽奉陰違的抵制，已經預示了一個朦朧若現的結局。一旦時機到來，改革領袖就可以順從和借重民意，以實現中國的四個現代化為號召，以四五天安門運動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實踐牌，從而形成馬克思主義化的巨大道德威權和政治攻勢。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沒有另起爐灶，而是利用現存制度資源和制度路徑。比方逮捕“四人幫”和挫敗上海方面的割據圖謀，是利用“下級服從上級”的集權原則——華國鋒是當時最高領導，全黨全軍全國都得服從。比如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則依據“少數服從多數”民主原則——“凡是派”當時盡管掌握了黨、政、軍幾乎所有的最高職位，但不得不尊重全會多數人的意志，向務實改革派交出實權。

這一套“民主集中制”，是一種時而集權時而民主的彈性做法，與其說是制度，不如說更像是制度的未成品，有時甚至是非制度的應急運動。如果說它曾被有效地用來應對過救亡和革命的難局，但并沒有阻止過“文革”災難的發生，最終還出現了強權化和極端化的惡變，讓人們余悸難泯和暗慮難消。因此，舊營壘在成功結束危機以后，如果還要繼續往前走，如果要承擔一個人口大國全面振興的全新使命，就不得不面對制度建設和制度創新的巨大難題。

這個難題留給了未來。

結語：不難理喻的“文革”

對“文革”的簡單化敘事幾乎積重難返。很多新生代和外國人被某些“傷痕”式作品洗腦以后，說起中國的“文革”，只能倒抽一口冷氣，搖頭瞪眼地驚嘆“不可理喻”。這恰好證明當今主流性“文革”敘事的失敗。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認識。我們需要自然科學，正是因為自然科學能把種種不可理喻的自然現象解說得可以理喻。我們需要人文社會科學，正是因為人文社會科學能把種種不可理喻的人文社會現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們決不可把“文革”越說越奇，越說越怪，越說越不可理喻，再把這個認識黑洞當作自己大獲成功的勛章。

“文革”是上十億大活人真實存在的十年，是各種事變都有特定條件和內在邏輯從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決不是一堆荒唐的瘋人院病歷再加一個離奇的宮廷斗爭神話。只要不強加偏見，只要不扭曲記憶，一個貧窮大國急切發展中的多災多難，就不會比我們身邊任何一種愛或者恨更難于理解，不會比我們身邊任何一位親人或鄰居更難于體會——從根本上說，他們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這些活生生的人來參與和推動，并最終予以懷疑和終結的。今天，“文革”已經結束三十年了，已經退到可供人們清晰觀察的恰當距離了。我們需要更多視角與立場各異的作者，來拓展和豐富對“文革”的敘事，還“文革”中國一個不難理喻的面貌。這樣做，可能會增加批判“文革”的難度，但只會使批判更加準確和有力，成為真正的批判。

徹底否定“文革”，是多年來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觀念，自有不算恩怨細賬和調整全局戰略的好處。換句話說，這種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極權體制及其種種弊端，那么再怎樣“徹底”也許都不為過。即使當事人有點情緒化，也屬于人之常情。但這樣做如果只意味著遷就于思維懶惰，意味著劃定學術禁區，對十年往事格諱勿論、格禁勿論、格罵勿論，那么一種妖化加神化的兩極敘事，一定會造成巨大的認識混亂和認識隱患。長長十年中與極權關系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創制和強國的建設），對極權給予磨損、阻滯、演變以至克服的事物（如啟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為連同病毒一起滅亡的寶貴生命，而結束“文革”的生動過程和歷史意義就會永遠空缺。這種歷史上似曾相識的偏執論競賽并不光榮。它不僅會給某些空幻和夸張的紅色“懷舊”之潮伏下誘因，更會使人們在西方冷戰意識形態面前未戰先亂，自我封嘴，盲目跟潮，喪失自主實踐的能力。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革”長久處于不可理喻的狀態，就會成為一截粗大的絕緣體，無法接通過去與未來。這塊絕緣體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前半個世紀的革命——“文革”就是從那里逐漸生長出來的；也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后的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文革”是后續歷史不可更換的母胎，孕育出后來各種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來的危機。

當中國正成為一個世界性熱門話題之際，“文革”是繞不過去的，更不應成為二十世紀以來國情認知迷宮前的一把銹鎖。

2005年7月

*此文最初發表于2006年《開放時代》雜志與《今天》雜志，為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代序，已譯成英文發表。

注釋

[1]見澳大利亞《悉尼晨報》1999年7月間mikehead的連續報道文章及檔案材料公布。<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