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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甘地具有杰出的革命藝術，常常發揮直覺的想象力，造成行動的視覺、聽覺及其他感覺效果，營造出一種富有感染力的氛圍，使革命不但獲得理智的牽引，而且獲得情感的強力推動。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脫下了青年律師的西裝革履，選擇了光頭、赤腳、身纏粗布的半裸式著裝，并且一直把這個公示形象堅持到底。這無疑是一個強烈的訊號，鞭策中產階級的國大黨向最廣大的下層貧民靠攏，宣示一種扎根人民和解放人民的使命。對于曾經諳熟西餐而鮮知稼穡的國大黨來說，對于好談斯賓塞、達爾文而并不了解本國車夫和農民的民族主義精英們來說，這種換裝當然是在甘地時代一個戰略性的政治轉變。

他還選擇了紡紗和曬鹽兩個最著名的行動，令殖民當局招架不住。紡紗是為了抵制英國紡織品的輸入，曬鹽是為了挑戰英國的官鹽專營，都是為了捍衛民族利益。但當時更重要的民族利益遠不止這兩項，國產紗和私產鹽也不構成對殖民當局最致命的打擊，甚至只能算是雞毛蒜皮和雞零狗碎。但后人慢慢才得以明白，甘地發動的這兩大運動真是恰到好處。首先，行動和事件是傳播思想的最佳載體，而紡紗和曬鹽最具有廣泛的參與性，容易示范，容易模仿，容易集結成有規模的場景和氣勢，并且不需要太多的成本，包括錢、體力、時間以及勇武。其次，這兩項運動具有良好的外部形象：和平，勞動，儉樸，忍讓，讓人同情，便于傳說和上鏡，不似操刀弄槍那樣讓人恐慌，足以讓統治者失去武力鎮壓的道德依據和美學依據。

這是一種天鵝絨炸彈——革命從敵人最薄弱的環節開始。

只要當局怯于鎮壓，殖民法令體系就出現了重大缺口。

甘地身處一個積弱、積貧甚深的宗教國家，一個習慣齋戒、施舍和不習慣戰爭的國家。他找到了最符合國情的斗爭方式，找到了在利益和義理上、更在情感美學上打敗強大殖民當局的方式。以至他應邀去英國出席議會陳述訴求時，他半裸野民的身影宛若基督，在倫敦街頭成為了英國民眾夾道歡迎的偶像，大有人君者“冠道履仁”（王充語）之光輝。他只是微笑就夠了。他還沒有在議會開口，就已經兵不血刃，傳檄而定，決定了帝國議會的無奈屈服。

甘地創造了革命的美。這種美不是矯飾造作故作姿態，出自生存的自然，是斗爭實踐的水到渠成，卻并非不需要藝術家的手眼。沒有這種美，比方沒有赤腳光頭的甘地而只有西裝革履的甘地，雖然也很正常，但革命可能會變得沉悶、刻板、累贅、冗長以及成本高昂；有了這種美，革命就有了詩情和想象，有了神來之筆，有了長袖善舞和事半功倍，有了更強大的凝聚力和征服力并且左右逢源。

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民眾一舉攻下了巴士底獄。其實這一攻占并無多少實際意義，當時空空大獄之內僅有七名犯人，兩個是神經病，四名是弄虛作假者，還有一名是變態青年，屬于父母無能管教于是主動送來請監獄有償代管而已。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爆發，布爾什維克的軍隊攻占全彼得格勒，但他們在占領車站、銀行、橋梁、政府大樓時都沒有發生任何戰斗，如入無人之境，即便在冬宮里開了火，連傷帶死也僅有六人。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開炮更算不上什么軍事行為，沒有擊中目標甚至壓根就沒有目標，只是幾聲表態性的禮炮。但攻占巴士底獄是法國大革命的象征，阿芙樂爾艦炮擊冬宮是俄國大革命的象征。如果沒有這實際效果極其有限的兩次撲空，如果沒有廣大民眾這場哪怕是即興式的演出，歷史會是什么模樣？

拉開歷史距離來看，如果沒有這些象征性事件，革命幾乎就不可辨認也難以記憶，革命的激情就失去了托寓之物，就像詩歌失去了可以“托物寓旨”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