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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維一旦形成，并固定，便難以改變。而這種固定的思維卻往往給人帶來難以下咽的澀果。以往，我并沒這樣體味到。今年的10月9日，我赴廈門參加武漢公安報的筆會，在廈門國際機場等人接站時，卻給了我這方面的教訓和啟迪。

因為是武漢公安報的筆會，我飛離長沙前也聽主辦者與我約定，到了廈門國際機場，會有人來接站。我是警察，是警察為警察主辦的筆會，且自我當上警察以來，無論飛東飛西，迎接我的都是一色的警車警察。那么這一次，我想也不會例外。我走下飛機，我走出機場，我走出候機大樓，我眼里注意的只有身著橄欖綠的警察，只有閃爍紅綠燈的警車。

我走到候機大廳出口，兩側站滿了接站的男女，有的手中還舉著小牌和小旗。我一眼掃過去，沒有看到一個警察。

我想接我的人可能是在大門外。我朝大門外走去。一些拉客的纏著我，大概是見我沒人接。我懶得理睬，趾高氣揚地走向大門外。我朝長長地車隊掃視，沒有看到一輛警車。

我心里有點發怵了。天已斷黑。我還是十四年前到過這座城市，那時還沒有這座機場。我不知機場離市區究竟有多遠。

拉客的男女又圍攏了我。去？還是不去？去，我倒不怕挨宰。我只堅定地相信：以我對武漢公安報的了解，他們肯定會來接我。我如果沒見到他們就走了，他們一旦來接站，而又沒見到我，會要等到什么時候呢？我又返回到出口，一眼一眼地盯視接站的男女。有個年輕貌美，著白色裙子的婀娜小姐，一手拿面旅行社的三角小旗，一手舉著一張白紙寫的接站牌，從出口的正面，走到側面，又從正面走到側面，滴溜的雙眼尋找著她要接的人。我幾次走到她面前，只溜一眼她手中的三角旗，又幾次離開。我正在尋找警察，我在尋找警察模樣的人。

拉客的男女又圍攏了我。像前面一樣，我不予理睬。我有警察和警車迎接，我豈會被他們拉去呢？我看看手表，離晚6時還有5分鐘。我不著急。因為航班正點到達是晚6時。也許因今天秋高氣爽，航班提前二十分鐘駛入空港。我靜靜地站在出口等候，眼睛盯著大門口。那位舉著旅行社的小旗和紙牌的婀娜小姐就在我正對面，她盯著我的身后，此時一批又一批乘客如同流水從里面涌出。又有一批又一批趕來接站的人。可我仍然沒看到一個警察，也沒看到一輛警車，更沒看到一張我熟悉的面孔。

天漸漸黑了。我有些沉不住氣了。抬腕看看表，已是6時15分。我打算離去。可我仍擔心來接我的朋友沒接到我會在這里受煎熬。于是，我拿出手機，準備查詢這次會議下榻的新加坡酒店的電話，看能否與會務組取得聯系。我一門心思按下“114”查詢電話，等待接通，忽聽面前有位女孩的聲音問：“先生！你是從長沙來的嗎？”我抬頭，是那個手拿旅行社三角小旗和紙牌的白裙小姐。她什么時候走到我面前的，我沒有注意。我確定她是在問我。于是我回答：“是！我是從長沙來的。”她又很有禮貌地問：“你是楊遠新先生嗎？”我確定我沒有聽錯。于是我回答：“沒錯！我是楊遠新。”白裙小姐聽了，高興得一下跳了起來。她說：“果真是你！我早就注意你是在等人。可你幾次走到我面前，又幾次走開了。”我說：“我怎么會知道你是來接我呢？”她說：“你沒看見我手中的這面小旗？”我說：“看到了。這是一面旅行社的小旗。”她說：“是呀！干我們這一行的，迎接客人時都是舉著這種小旗。”我說：“對不起。我只注意有沒有穿警服的警察。”她又問：“我手中的這張紙牌你也沒看見？”我答：“我看到了。”她說：“那你就應該知道我是來接你的呀！”說著，她將小紙牌收攏，放進了她的小兜里。她又笑著說：“對不起。只怪我把你的名字寫得太小了。”

我心頭怦然一跳，我被她的敬業精神所感動。我暗暗責怪自己為什么這樣粗心，明擺在眼前的情景都沒有看清。接我的人明明就在我眼前，我卻還在那里頑固地尋覓警察和警車，害得這位小姐多等了半個小時，而我自己也險些盲目地上路。她領著我上了汽車。她說她坐在前面，便于引路。她說我坐在后面，可以放心地閉目養神。

我哪里能閉目養神。我表面上欣賞這座海濱城市的美麗夜景，內心卻仍然想著剛才的事。我打從長沙出發的時候起，就一直以為今天迎接我的又是像往日一樣的警察和警車。到了出口，我眼里尋找的是警察和警車，對別的自然沒在意，沒重視，沒發現。一個人一旦形成固定的思維，就必然只會用一種固定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萬物，而往往容易忽視新的事物，新的景象。像我這樣從事寫作的人，如果這樣長此下去所表現的對象，所表述的觀點，所表述的內容，都必然雷同與模式。推而廣之，假如我是軍事家、假如我是政治家、假如我是經濟學家，我如果是這種固定的思維模式，我如果是這種習慣的眼光想事、辦事，那耽誤的就不是半小時，那受煎熬的就不是一個女孩，那盲目上路的也不僅僅是我自己。

白裙小姐把我帶到新加坡酒店，落落大方地伸手與我道別。“我叫曾敏嵐。祝你在廈門玩得愉快。拜拜。”我不解：剛剛接到我，怎么就走了。她告訴我，武漢公安報的同志領著先我到達的全國各地的朋友參觀石獅去了。她受朋友之托，替代到機場接我。

我說：“請你把那張寫有我的名字的小紙牌送給我。”她不解地問：“那要著干什么呀？”我說：“我要留著紀念。”她從兜里掏出來，我打開，只見我的名字寫得清晰而工整。我將其收攏，放進了我的包里。我要以此為紀念，因為我悟出了一個作文和做人的道理。

1999年10月11日夜于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