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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剛過，古城長沙吹拂著陣陣宜人的秋風，我乘坐“飛鴿”馳進了國防科技大學大院，幾經打聽，來到了環境幽雅的軍干樓后棟，登上二樓，敲開了湖南省政協常委、國防科大二級教授曾石虞的家門。

我走進他的書房，他正坐在沙發上全神貫注地收聽新聞節目，聽說是漢壽家鄉來的客人，他連忙關了收音機，一邊盡力睜大眼睛打量著我，一邊起身相迎。我知道他已是84歲高齡的人了，也早聞聽他為國防建設事業作出的重大貢獻。他如此熱情，我倒有幾分拘謹，急步上前，請他坐下。他卻不肯，緊拉著我的手，滿臉慈祥的笑容，連聲說：“哦！家鄉來的！請坐！請坐！”一口道地的漢壽鄉音，使我和他的感情距離在瞬間拉得很近很近。我本想向他簡單地請教兩個問題后即刻就走，這時卻拉開了話題，談得既多又廣泛。對于眾人尊敬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和婦女革命的領袖帥孟奇，是我們談論的主要話題之一。

曾老對帥孟奇很欽佩，他說：“小時候，我就發現她非同一般。”

原來，他和帥孟奇都出生在湖南省漢壽縣西湖大垸，他家住在大興障，帥孟奇家住在銅盆障，中間僅隔一條四五百米寬的小河，而且兩家世代相好，尤其到了父親這一輩，感情更為誠篤。他的父親曾毅和帥孟奇的父親帥驚百，從小一起讀書，年輕時又一起留學日本，都與黃興、宋教仁等反清革命派交往甚密，受進步思想的熏陶，不滿于清政府的統治。1912年，帥驚百與曾毅結伴來到長沙謀生，同在省教育司任科員兼秘書。回憶起那段往事時，曾老深情地說：“那時，我們兩家相依為命，合資在議會街紗帽塘租了一棟木板房，我家住一間，帥大姐家住兩間。當時的房子沒有門牌號碼，為了便于與外界交往，帥伯伯提議取個名字，我父親贊同，并要帥伯伯取名。帥伯伯就根據我兩家的姓氏，在‘帥’字上面增一橫，在‘曾’字上面改兩劃，定名‘師魯堂’。每逢節假日，兩家就在一起打牙祭，或出外游覽。平時來了客人，做了好菜，你請我陪，我請你陪。帥大姐長我6歲，把我當成她的小弟弟一樣看待，處處幫助我，時時愛護我。記得有次我摔了跤，弄臟了衣服，怕繼母看到了責罵，躲在屋后不敢進門。帥大姐就悄悄地給我換上干凈衣服，還親手幫我把臟衣服洗凈。她從小就養成了樂于助人的優秀品德。她刻苦好學，白天進周南女校讀書，放學回家就躲進后面的一間小屋里自學，很少出外玩耍。夏夜，別人都趕當風的地方納涼，她卻就著昏黃的煤油燈，手拿濕毛巾，邊學習，邊擦汗。她的表弟后來是她的愛人許之楨因父母親去世早，從小就由姑父撫養，此時也住在‘師魯堂’，是湖南甲種工業學校的學生。我和他都被帥大姐那種勤奮刻苦的精神所感動，也把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看得頭等重要。俗話說：跟好人學好人，跟著師公趕鬼神。我能有今天，也要感謝帥大姐當年對我的良好影響。”

后來，由于社會動亂，曾毅和帥驚百又相邀流落到江蘇松江中學和常州中學教書。再后來，帥孟奇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先后在漢壽、武漢、上海等地做黨的地下工作。1932年10月10日這天，由于可恥的叛徒出賣，她在上海新閘橋被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遭受了重刑的折磨：“老虎凳”，壓得她頭破血流；“壓杠子”，折斷了她的右腿骨；“煤油水”，使她失去了一雙明亮美麗的眼睛。盡管她痛苦異常，可她始終沒有讓敵人得到半點有用的東西。敵人對她恨得咬牙切齒，不讓她痛痛快快死去，要讓她一點一滴地活受罪，就判了她無期徒刑，關進南京模范監獄。

當談到這里時，曾老對我說：“1933年，也就是帥大姐被關進南京模范監獄的這一年，我在長沙結婚，帥伯伯出席了我的婚禮。當時，我只發現他臉上氣色不太好，不知其中的原因，走到他面前敬了酒，沒有說多的話。晚上，我才從父親口里得知了帥大姐被捕的真情，帥伯伯是赴南京營救未成返回來的，請我父親一同想辦法。時光一年年地過去，兩個老朋友不知想了多少法子，都未能順利地把帥大姐營救出來。直到1937年9月，由于黨中央設法營救，加上我父親與另外幾個老朋友的多方活動，才取保釋放，讓她暫時出獄治療疾病。她出獄不久，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在全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國民黨釋放政治犯，她才獲得真正的自由，重新回到黨中央的懷抱。”

接著曾老又談到：“帥大姐關在南京模范監獄時，給在蘇聯從事共產國際活動的愛人許之楨去信表示，恐怕自己活不成了，叮囑老許不要牽掛她。老許真的以為她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了。于是，就在蘇聯娶了一個愛人。當時，老許是不應該急著娶那個愛人的。帥大姐真不錯，自己的丈夫另外結了婚，唯一的女兒許端一也在家鄉被國民黨反動派用毒藥毒死了，母親受了刺激，患了精神病，也相繼離開了人世。這重重打擊，她都沒有倒下去。真是不可想像的硬骨頭。多少年來，我雖然沒和她在一起，沒和她見過面，也沒和她通過信，可她的這些英勇事跡，卻時刻激勵著我，每到關鍵時刻，我腦海里就浮現起帥大姐當年給我留下的美好形象，鼓勵著我為祖國的國防事業多做貢獻。”

曾老停了停，充滿深情地說：“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斗爭歲月，我和帥大姐終于又在長沙見面了。1982年春節剛過，她來湖南視察工作，從省委負責同志口里打聽到我的情況，立刻派人派車把我接到她的住處。我倆緊握雙手，熱淚盈眶，都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從1912年分別，到1982年重逢，中間相隔了七十年啊！這七十年，我倆雖然都變老了，可社會卻越變越年青，越變越充滿生機，由一個黑暗落后的舊中國，變成了繁榮昌盛的新中國。這都是因為有帥孟奇這樣大公無私，不怕犧牲的共產黨員，帶領億萬人民前赴后繼，英勇奮斗才取得的呀！她自己得到了什么呢？不僅什么也沒得到，反而失去了別人都有，她也因該有的丈夫、女兒、父母……以及她自己的強壯體魄，健美青春，只落得渾身傷殘，滿臉皺紋，一頭白發。我抑制不住欽佩愛戴之情，當場吟成《七絕二首》，贈給我的帥大姐。”

他緊閉顫抖的嘴唇，從寫字臺上摸到鋼筆，眼睛幾乎湊攏稿紙，一筆一畫地用力寫下了那二首贈給帥孟奇的七絕：

（一）

同浮沅水到湘濱，

師魯堂中數見君。

七十年來天地改，

何期重見女耆英。

（二）

囹圄鼎鑊久曾經，

悲勇堅貞早擅名。

但愿人能臻幸福，

不辭危苦以身承。

我手捧著這兩首七絕，完全看到了一個老教育家與老革命家之間的真誠友誼，也看到了一個舊社會走過來的老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信賴之情，同時，我也為漢壽那塊肥沃豐腴的土地能養育出這樣兩個特殊的人物而感到驕傲。不知不覺中，我和曾老已談了近三個小時，我再不忍心干擾他的休息。他先天才從北戴河歸來，旅途的疲勞尚未消除。我起身告辭，他移著顫顫巍巍的步子相送，我不肯，他高低堅持著，從書房穿過臥室、客廳，一直把我送到門口，才揮手再見。我又乘坐“飛鴿”，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催動著我，在前進的道路上飛得更快，更快……

1987年9月9日下午4時20分于小溪流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