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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時健嚴重違法違紀案件觸目驚心。涉嫌犯罪數額之大，涉案人員之多，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罕見。如果不是新華通訊社、《人民日報》發布的消息，善良的人們絕對不敢相信，會當作謠傳，或是小道消息。

人們不敢相信的理由很多。

其一，褚時健是老革命、老黨員、老干部，一生都在革命隊伍中經受鍛煉和考驗，一生都是接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熏陶，他年年、月月、天天、時時教育別人要公而忘私，要遵紀守法。他怎么會背道而馳呢？

其二，他是一廠之長，他是有突出貢獻的勞動模范，他是名播海內外的企業家，他的收入高，他的吃住行都是國家包著，他要錢沒有地方花。他用不著伸手撈錢，更用不著幾百萬元、幾千萬元的往自己名下撈。人，生活在社會上，有吃有用有花，就知足了。能吃好用好花好，就更應心滿意足了。褚時健是聰明人，是見過大世面的人，他不會干那種要錢不要命的蠢事。

其三，褚時健下有群眾監督，上有領導管著，他不是黑社會老大，更不是土匪頭目，可以為非作歹，為所欲為。他不可能成功的貪污受賄幾百萬元、幾千萬元，他不可能私設11億元人民幣、2500萬元美金的小金庫。只要他有那樣的企圖和舉動，管他的領導不可能不察覺，不可能不發現，會及時批評、制止、警告。

群眾不敢相信褚時健嚴重經濟違法違紀案件的理由還有很多。然而，事實無情。褚時健的確走上了嚴重經濟違法違紀之路。他利用職權和職務便利主謀貪污私分公款300多萬美元，其中他個人貪污170多萬美元；為他人批煙牟利，其女兒索要和接受3630萬元人民幣、100萬元港幣、30萬元美金，妻子及其親屬共收受140多萬元人民幣、8萬元美金、3萬元港幣和大量貴重物品。

這是無法抹掉的事實。就像唐山大地震和深圳“8.5”大火、南海1000萬元搶劫案一樣無情，不信也得信。

善良的人們由不敢相信，到不愿相信，直到被迫相信。這過程是痛苦的。善良的人們經受了痛苦，清醒之后，不禁提出疑問：我們國家并不富有，還有成千上萬邊遠山區群眾沒有脫離貧困、解決溫飽，甚至還有一家三代共有一條褲子的現象存在，廣大農村，甚至包括不發達的城鎮在內，還有成千上萬的家庭無錢供養孩子上學，靠希望工程贊助接濟，有青年考上了大學，因交不起學費而心灰意冷，被迫自盡；大大小小的國有企業裁員減負，一批批工人下崗，依賴國家發給的最低生活保障費艱難度日。多少科研項目無錢開發，多少危險校舍無力改造，多少公益設施等待修建。而褚時健之流卻瘋狂的吞噬國有資產，動輒百萬元、千萬元，甚至數億元。有了褚時健之流的先富起來，就有成千上萬工人、農民、戰士的富不起來。有了褚時健這些耗子，一座座金山也會被掏空。

善良的人們值得歡呼：褚時健這只耗子終于被逮住了。

善良的人們正在深思：如何鏟除褚時健這類耗子賴以生存的土壤？

加強立法，完善執法，用法律制約權力，以法律規范掌權者的行為，真正做到國家法律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嚴于一切。無論什么人，只能在國家法律規定、許可的范圍內行使權力，誰要以權代法，以權壓法，執法監督機關可以隨時取消誰的權力。現實生活中卻恰恰相反。掌握人財物審批權的人，可以天馬行空，隨心所欲。哪怕是非常潦草的一個簽名，哪怕是撕開香煙盒擬就的一張便條，哪怕是舞場上的一句表態，哪怕是飲酒時的一次通話，都可以取代神圣的國家法律。唯有小權在大權面前才顯得無能、無奈、無力。以權管權，惡性循環。權力不是為國家法律服務，不是為人民大眾服務，而是權力之間的相互服務，相互依存。那些為了攫取權力，鞏固權力、利用權力的人，便采取以錢買權的方法，在商品經濟社會里，權錢交易便成了一股濁流，嚴重影響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褚時健向辦案人員交待自己經濟犯罪的起因時說：“新的總裁來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簽字權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輩子，不能就這樣交簽字權。我得為自己的將來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決定私分了300多萬美元。”從這段話足以看出簽字權的重要。在一些單位，都是實行一支筆審批。而誰對這一支筆實行監督呢？誰又能保證這一支筆審批的正確性呢？如果是下級、是群眾對這一支筆審批的內容提出質疑或異議，那是百分之百的要倒霉、要吃虧、要受罪。羅以軍曾認為褚時健私分300多萬美元的行為不妥，但他不敢違拗“圣旨”，心里明白，嘴里不能說。他十分清楚提出反對意見的后果：摘掉總會計師的烏紗，甚至更慘。有這樣一種現象：當權者嚴重經濟違法違紀，財務主管人員也不例外。有的是情愿的，有的則是像羅以軍一樣出于無奈。一支筆審批制的弊端，對國家和人民造成的損失是有目共睹的。還是褚時健手中的一支筆，他除了審批玉溪卷煙廠數億元的資金走向外，還審批玉溪卷煙廠生產的“紅塔山”等名牌香煙的銷售。他以出廠價批給大大小小的煙販，而大大小小的煙販們則以高于出廠價的價格銷售給消費者。大大小小的煙販們賺了錢，肯定要送給褚時健好處費。這是人人心里都明白的事，但有誰站出來明說，站出來反對呢？不是沒有人想反對，而是反對了就沒有好果子吃。如果法律能對反對者加以保護，情形肯定會不一樣。

由于法律不能對反對褚時健隨心所欲批銷“紅塔山”等名牌香煙的人實施有效保護，便產生了褚時健為他人批煙謀利，其女兒褚映群索要和接受3630萬元人民幣、100萬元港幣、30萬元美金，妻子及其他親屬共收受140萬元人民幣、8萬元美金、3萬元港幣和大量貴重物品的嚴重后果。

煙草企業近年來屢屢發生主要負責人以權謀私、觸犯黨紀國法案件。像褚時健這樣，既是煙草專賣局長，又是煙草公司經理、卷煙廠廠長，產煙、銷煙、管煙的權力集于一身，均由他一支筆簽字審批，他能夠保證煙草專賣嗎？他能不嚴重經濟違法違紀嗎？

對一支筆簽字審批實施法律監督勢在必行，刻不容緩。不然，還會有褚時健、王寶森、陳希同、周北方似的當權者，將數億元的國家資產扔進無底的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