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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873年的“第二版跋”對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論述

如果只是局部而不是總體地看，“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好像是先驗構想的結果。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針對這個疑惑做了說明，這就是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的問題，這是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學方法最完整的表達。“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作為方法創新，是馬克思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方法論，在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和體系創新中運用的全面而具體的體現。

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實際上，“研究方法”就是馬克思在《導言》中講的“第一條道路”，而“敘述方法”正是馬克思講的“第二條道路”。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不同，研究方法在第一環節必須充分占有資料，第二環節則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第三環節就是尋求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

1857年之前，在馬克思經濟思想以研究為主的發展過程中，他就完整地走過了這三個環節，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寫下了300多萬字的研究筆記。這些材料集中體現于馬克思的《巴黎筆記》《倫敦筆記》中。然后，馬克思又從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中找尋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巴黎筆記》中有馬克思的見解，《倫敦筆記》中可以看到他的貨幣體系及其發展形式、貨幣的職能等比較完整的研究性分析。

這些研究完成以后，才有《資本論》敘述的開始。敘述方法是以研究方法為前提的，研究方法達到什么程度敘述方法才能達到什么程度。馬克思認為，他的《資本論》理論體系是長期研究的結果，是他長期研究西歐的特殊的情況、特殊的歷史、特殊的文化的結果。就像我們現在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以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中國特殊的國情、中國特殊的歷史和文化為前提、為基礎。

馬克思在以研究為主的政治經濟學階段撰寫的著述也是現實的、具體的經濟關系問題。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一開始研究的就是工資、利潤、地租這樣一些具體的問題。從現實實際出發，馬克思得出了一系列反映實際關系的理論結論。《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這三篇著述在馬克思以研究為主的經濟思想發展階段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這一重要性首先體現了馬克思方法論的重要進展，體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歷史的辯證分析；其次體現了馬克思對經濟關系的探討；最后說明了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沒有脫離現實經濟問題。《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關注的是19世紀40年代末曼徹斯特學派乃至整個歐洲經濟學界爭論的焦點問題，是那個時期政治經濟學研究最熱門的話題。這就告訴我們，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研究一開始就沒有脫離現實經濟問題。

我們在探索馬克思經濟學的來源問題上，有一個不甚正確的說法，即認為馬克思經濟學只是在批判古典經濟學中發展起來的。實際上，馬克思經濟學也是在對現實經濟關系問題的研究中發展起來的，現實經濟關系和那個時代的經濟理論與現實也是馬克思經濟思想的來源，而不僅僅來源于古典政治經濟學。

我曾經做過比較機械的統計，發現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提到的經濟學家中，有經濟學著作和經濟學理論觀點的大概有200多位，其中1843年馬克思開始研究經濟學時已經去世的經濟學家不到一半，1843年后還活躍在歐美經濟學界的經濟學家超過50％。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主要論戰的對象，如在專門章節中做出論戰的西尼爾、威克菲爾德，就是當時主流經濟學流派的重要人物。美國經濟學家凱里也是當時非常活躍的經濟學家。1857年，馬克思從批判凱里的經濟學理論切入，回答了當時主流經濟學關注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馬克思在實現政治經濟學的革命和創新中，從來沒有脫離現實經濟問題而只從事純粹的經濟學理論體系的研究。

馬克思有過以研究方法為主的經濟思想發展過程，也有過以敘述方法為主的經濟思想發展過程。1843—1857年是馬克思以研究方法為主的經濟思想發展階段。從1857年的《導言》起，馬克思轉為以敘述方法為主的經濟思想發展階段，從這時起，馬克思開始進入創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體系的過程。

馬克思在1857年之前的以研究方法為主的經濟思想發展過程中，同樣有經濟學上的重要成果，如《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關于自由貿易問題的演說》，這也是他整個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重要成果。

出版于1847年的《哲學的貧困》，先于《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20年問世，到2017年正好出版170周年。《哲學的貧困》這一文本比較特殊。原來我們讀《哲學的貧困》感覺不太容易理解，現在蒲魯東《貧困的哲學》中文版已經出版了，對照著讀，更能體會到《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方法論論述的意蘊。《貧困的哲學》分為十四章，第一章講宗教社會問題，第二章圍繞政治經濟學的價值理論展開，第三章到第十四章是對經濟關系十個階段的研究。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并未對蒲魯東的書逐章做出批判，只指出了它在價值理論、分工、競爭、壟斷這些問題上的錯誤。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哲學的貧困》第二章第一節，馬克思對方法論的七個問題做出了闡釋。這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表達。開頭四個問題是關于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方法，第五、第六、第七個問題是關于經濟思想史的方法。我們以往對這七個問題的理解過于簡單了。第一個問題講政治經濟學范疇的“來歷”，第二個問題講范疇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第三個問題講范疇與社會生產關系的整體性，第四個問題講范疇之間的辯證的邏輯關系。接著的第五、第六和第七個問題，講了經濟思想史的方法論問題。為什么有的原理出現在18世紀，而不出現在其他的某個世紀，有的經濟思想只產生于17世紀？馬克思集中講了經濟思想產生的歷史性、社會性及其內在聯系問題，講了經濟學的“劇中人”和“劇作者”的關系問題。經濟思想家作為“劇中人”和“劇作者”的雙重身份，說明經濟思想史家自身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經濟思想史研究中的作用和意義。

1857年以后以敘述方法為主的政治經濟學過程，在總體上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導言》為起點，以寫作總標題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著作為顯著標志，跨度從1857年開始到1862年底這一時期；第二階段從1862年底決定以《資本論》為總標題寫作政治經濟學著作為起點。在這兩個階段，馬克思寫了三部經濟學手稿。

第一階段是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經濟學著作標題的敘述過程。這一階段，馬克思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敘述的兩個結構計劃，即“五篇結構計劃”和“六冊結構計劃”，相應地寫了兩部經濟學手稿。

第一部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是按照“五篇結構計劃”寫的。這一結構的綱要就是：第一篇，一般的抽象的規定；第二篇，資本、雇傭勞動、土地所有制；第三篇，資產階級在國家形式上的概括；第四篇，生產的國際關系；第五篇，世界市場和危機。

《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是按照“六冊結構計劃”寫的。這一結構計劃的綱要就是：第1冊《資本》，第2冊《土地所有制》，第3冊《雇傭勞動》，第4冊《國家》，第5冊《對外貿易》，第6冊《世界市場》。其中，第1冊《資本》分作四篇：第一篇《資本一般》，第二篇《競爭與許多資本》，第三篇《信用》，第四篇《股份資本》。再進一步，《資本一般》又分為“資本的生產過程”“資本的流通過程”“總過程的統一”。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體系結構的兩次調整以及相應地寫作出的這兩部手稿說明，《導言》提出了“第二條道路”的方法論問題，在對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實際敘述中，還有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在敘述過程中，還會有新的研究過程出現，時常有敘述和研究并列和交叉的過程。敘述過程有研究，研究推動了敘述的完善。在提出“五篇結構計劃”時，馬克思的資本和剩余價值理論還沒有最后完成；在發現和創立了完整的資本和剩余價值理論之后，不僅敘述過程有了變化，而且經濟學體系結構也有了重大調整，形成了“六冊結構計劃”。在對“六冊結構計劃”的敘述中，馬克思進一步研究了生產價格理論和地租理論，使馬克思在經濟學理論及其體系結構上又發生了重要變化，最終形成了《資本論》“四卷結構”。

“六冊結構計劃”對“五篇結構計劃”的調整，主要表現在原來五篇中的第二篇，分解為《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三冊。原來第一篇關于生產一般的內容，放在《資本》冊的開頭作為概要敘述，不再獨立成篇。馬克思“六冊結構計劃”的演進表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一個包括國家對外經濟關系，即國際經濟關系的結構；同時也是一個包括國家內部經濟關系的結構。馬克思在19世紀60年代就提出國家在政治經濟學中的地位，是值得我們思考和研究的。當時對于國家的經濟職能的研究，大家都還停留在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的思維之中。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出“看不見的手”時，第一次工業革命還只初見端倪，斯密的理念顯然是超前的，因為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是與第一次工業革命同步的。到18世紀70年代《國富論》發表時，工場手工業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這時他提出了國家“守夜人”的問題。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認為政府有三個職能：第一，防止一個國家遭受另外一個國家的侵略，建立國防；第二，保護私人財產免遭掠奪，要維持社會安全和秩序；第三，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這些形成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信條”。后來，這個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失靈了，當時李嘉圖說資本主義不可能爆發經濟危機，但在他去世后不到2年，1825年經濟危機就無情地爆發了！西方主流經濟學沒有人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提出質疑。馬克思提出來了，馬克思要研究在這個時期提出的經濟危機理論，要研究國家的經濟作用和經濟職能問題。從1825年經濟危機爆發起，過了111年，凱恩斯才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對傳統的自由放任經濟學的“信條”做了抨擊，提出了國家應該對經濟進行干預的問題，即他所說的“國家總攬”的問題。所謂“凱恩斯革命”，就在于對市場完全能解決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問題提出的質疑。凱恩斯在1936年提出的問題，馬克思在1857年就已經納入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圍了。

《國家》這一冊主要研究和敘述什么？馬克思在寫于1857年的《巴師夏和凱里》的短篇手稿中做了說明。當時，分別以巴師夏和凱里為代表的兩大主流經濟思想流派迎合了法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不同的經濟政策，包括國家對外的經濟關系處理上的不同政策。以法國為代表的經濟學當時已經轉到“貿易保護”，以美國的凱里為首的經濟學家則大力倡導“貿易自由”。這兩個國家政府對經濟作用的影響不同，導致經濟理論也有很大的差異。法國在當時的歐洲經濟處于落后狀態，不主張自由貿易，希望通過貿易保護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而美國有發展上的優勢，主張全球自由貿易，這是由兩個國家發展的政策和國家發展的要求不同而產生的。馬克思分析了兩個國家由于國情的不同，其中包括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上的差異，導致經濟學理論上的重要差別。

現在的市場經濟是否等于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場主張？古典市場經濟主張：第一，聽任“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第二，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現在的市場經濟增加了什么內容？凱恩斯理論之后增加了兩條：第一，就是除了“看不見的手”，還要伸出另外一只“看得見的手”；第二，管得最合適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因素還是外在因素？古典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是外在因素，現在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是內在因素。宏觀調控是事后調控，計劃調節是事前調節，所以計劃不等于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是事后調控，國家有貨幣流量調控等。我們講的計劃調控、計劃經濟是事前調節，計劃和市場不等于宏觀調控市場，因為市場的自發性矛盾和滯后性需要事后調節，但是我們講的計劃經濟和宏觀調控不是一回事，這里要深入思考怎么把馬克思高度關注的國家問題，納入當代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內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