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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奔向自由
當命運之神向你關門時,上帝會打開一扇窗.
------西方諺語
(一)
泰國曼谷國際機場,一架銀白式的巨型噴氣式客機停在停機坪上,旅客開始登機了,一對看似姐妹的少女提著簡單的行李進入機倉.在乘務員的指引下她倆找到了自已的坐位.此時機倉內的廣播器響了,用泰語和英語提醒旅客:飛機馬上就要起飛了,請系好安全帶.飛機先飛往日本東京,然后直飛美國紐約.
此時坐在靠舷窗位置的女孩莫瑙苞心里思潮翻滾:“走向自由的一天終于來到了.”飛機發動機的呼嘯聲突然充滿了機倉各個角落,機身聚然震動,旅客心里頓時有收緊的感覺:呵!飛機升空了.隨著舷窗外飄起的白云,莫瑙芭腦海里閃現出她母親一幀幀畫面:
在緬甸崎嶇的叢林里,天生麗質的母親撫育著三個孩子,繁重的、與日俱增的家務,并沒有損害母親柔軟的身段和美麗的臉龐。母親? 長長的、柔順的黑發照樣在微風中輕輕飄起,讓她仙女般的面容似隱似現。她記得母親為她準備金黃色的、甜美的南瓜飯時的情景,這一頓美味佳肴成為一個年青女孩的珍貴記憶。誠然,她也記得,在她7歲時,自已的手指觸摸到了母親背上挨掄傷而留下的疤痕。
回憶如同打開閘門的水流,在她腦海一股股涌出。她記得緬甸軍隊沿著緬泰邊境對周圍的山村居民進行周期性掃蕩時對村民們留下的暴行:她的弟弟和一些村民為躲避軍隊的掃蕩在途中病死于高燒,還有更多的人死于屠殺,其中包括她的父親,她家的朋友,還有勝不勝數的其他人,死于當局控制下的士兵之手。所有這一切,如同發生在昨天那樣的清晰:十年前的一個晚上,她的家庭發生了分崩離析那一幕。
(二)
莫瑙苞的命運與緬甸克倫人的命運緊緊相連,她的遭遇就是克倫人現世生存情況的一面鏡子。莫瑙苞家族無可奈何被卷進世界上時間最長的緬甸內戰,這一場內戰長達60年之久。
克倫人是緬甸最大的少數民族,占緬甸人口的7%,克倫人也是緬甸少數民族中為自由而斗爭的多事一族。他們要求實現自由,一度離成功看來僅一步之遙。克倫人從19世紀末期開始幫助英國行政當局維持在緬甸茍延殘喘的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克倫人與英美站在一起反對日本法西斯,他們的作為得到了當時緬甸統治當局的同意。在緬甸恢復君主統治時,克倫人被告知他們要求自治的愿望能得到英國佬的同意。但是當緬甸于1948年獨立時,英國人卻忘記了他們對克倫人的承諾,緬甸軍隊司令官奈溫發起一場進攻,將緬甸的部落統歸于中央政府的領導。這種努力在1962年得到加強,奈溫發動軍事政變,成為國家的統治者。2002年奈溫死去,但專制統治仍持續至今。
克倫人沒有停止爭取自治的斗爭,“不自由毋寧死”,他們揭竿而起,走上了“搶桿子里出政權”的武裝斗爭道路。克倫人有自已的民族解放軍和根據地,但他們僅有4,000名戰士,其武器裝備也是從越南戰爭時期,或是更早的年代得到,進入人員和裝備老化趨勢。現時緬甸軍事當局對付克倫人的戰略其實很簡單,政府軍進攻克倫人占據的村子,切斷克倫的人糧食供應線和物資供應,迫使他們投降。當局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再次對克倫人實施奴隸般的統治,令男人干苦活,將女人當作**隸。
莫瑙苞命運的改變始于一次旅行。他們在老家呆不下去了,因為受到政府軍箭在弦上般的迫害和殘酷的攻擊,為逃離危險,莫瑙苞的父母親決定帶孩子們以及僅有的一點細軟渡過與泰國相望的界河,與其他難民一起到一個小漁村生活,那里他們認為可能比較安全。
這是一個國際邊界區域,當緬甸的克倫人從對面的小山頂越過界河來到對面泰國邊界,緬甸政府軍認為這是微不足道的事,只是用炮轟擊難民落腳的小漁村。莫瑙苞的家人與兩位友人乘著緬軍炮火的間隙再次越過界河,回到莫瑙苞父親童年時居住,位于緬甸神秘山區,名叫塔奧克的村子,去接應仍留在那里的親人。
莫瑙苞一家在邊境的逃難之旅進行得相當艱苦,他們駕著牛車和朋友們一路上小心翼翼堅持走熟悉的舊路。當他們一行來到一處復雜的地段,這是過去緬甸王朝為他們的雇傭軍修建的;路人一進入這區域,個個都將眼睛睜得像牛眼似的,心里似乎懸著十五個水桶七上八下;他們擔心附近是否有軍隊活動的影子,對于政府軍的劣跡,他們記憶猶新。
逃難者的眼光落在對面的山坡,他們確信現在已到了安全地帶,“但是緬甸軍隊仍在山坡的那一邊,”莫瑙苞回憶著當時的情景,“他們能聽到我們的動靜,他們離我們近在咫尺,”當緬軍士兵們登上帶有標志的巡邏船時,船上響起了炒豆似的搶聲。
(三)
在泰國的難民營里,17歲的莫瑙苞柔聲細語地講著她從這里學來的英語,她的帶有標志性的古桐色的皮膚,寬大的園臉盤和一頭烏黑的瀑布似的長發,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她是緬甸克倫人。莫瑙苞侃侃而談,她說著死亡、心絞痛和苦難,幾乎是用著超然和異乎尋常的冷靜態度訴說著,這一切仿佛并非是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她那大而帶著嚴肅眼光的眼睛,經常在談話中出現最奇怪的時刻,瞬間變得似一汪清水,冰消瓦解。在某種意義上,這不是一個人的悲劇。在緬甸克倫人中,這是一個帶有共性的故事,只不過具體的情節不同而已。
界河那邊的山坡上響起了搶聲,莫瑙苞一家立馬四處逃開以躲避射擊,莫瑙苞和她母親逃離了馬路,躲在一棵樹下。她們聽到了愈來愈密集的搶聲,不多久,莫瑙苞的母親頹然倒在女兒旁邊。“我爬到母親身邊,一次次地呼喚著:媽媽!”莫瑙苞回憶當時的情景,“媽媽沒有回應”。此時夜幕已悄然降臨,四周黑黝黝的,沒有搶聲的夜晚令人毛骨悚然。莫瑙苞用手探索著媽媽的身體,發現媽媽的胸部濕漉漉的一片,她摸到了媽媽中彈的胸膛流出來的,微溫的血。“我知道母親死了,四周被濃黑的夜色包裹,我又不能動彈,因為我害怕極了,我叫喊了許多次,但是不敢用太大的聲音。”莫瑙苞倦縮在母親身邊,緊緊抱著她的身體,輕輕地抽泣。
沒有搶聲的曠野萬籟俱寂。這時一個士兵驀然從夜色中迭顯,從母親的尸體旁拉走了莫瑙苞。稍頃,那士兵問莫瑙苞,她的兄弟、姐妹和她父親剛才發生的變故。她記得,“父親問我:‘你媽媽在哪里?’我告訴他:‘媽媽死了’。”父親聽后雙手急速地揮動著,請求那些當兵的同意他去看看妻子的尸體,并埋葬她。開始那幫士兵拒絕了父親的請求,后來還是同意他去。
父親尋著夜色,摸索著找到妻子的尸體,將她埋了。那幫士兵還以此為由鳴搶。尖厲的搶聲穿透黑沉沉的夜空,仿佛在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示警,逃跑者的下場。士兵們沒有繼續為難莫瑙苞一家,他們似乎另有所圖。
拂曉,那幫當兵的趕著莫瑙苞一家,來到附近的一處難民營,莫瑙苞一家成了難民營的成員。這里所有的人都在等待部隊的開拔,難民們可能成為部隊的“運輸員”。
在緬甸王朝政權力圖恢復其對國家統治時代,當地的土著民族被強迫征募為搬運物資的腳夫,像騾子似的為他們拖運東西;他們經常沒有食物吃,沒有水喝,當他們因肌餓,重活,而體力不支,累倒趴下,不能再干活時,等待他們的只是死亡。莫瑙苞的父親不甘遭此厄運,決定率家逃跑。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深夜,他們逃出了難民營,來到一個叫塔奧克的地方。
莫瑙苞和她的家人與她的祖父母生活在這個小漁村約一年光景,在這段時間里,父親像一個農活“巡視員”,在家人間來回奔波,每天頂著還未完全撤離天空的星星出門,晚上歸來時已滿天星斗。就這樣算是把一個家支撐下來。由于莫瑙苞的弟弟早年夭折,她的祖母為了照顧好兩個孫女,不容她們再有任何閃失,辛苦的老人為此付出了極大的心力。
比莫瑙苞小3歲的妹妹帕扎苞是一個文靜的女孩,她因跛足被送到了泰國一個叫米拉的集中營,與她的親戚呆在一起。莫瑙苞自已則回到緬甸的另一個村子,與她的外婆生活在一起,父親對她說:“不要擔心,與外婆在一起,我要回來的。”
但是父親食言了。就在莫瑙苞回到外婆家一星期后,他父親與克倫族的伙伴外出打獵尋食,一隊緬軍士兵發現了他們,同行的打獵伙伴逃得快,但是莫瑙苞的父親沒那么幸運,被抓住了。“緬軍士兵對我父親拳打腳踢,”莫瑙苞回憶道,“他們擊打他有半個小時,然后還是向他扣響了板機。父親倒在血泊中。”
二年后,外婆將莫瑙苞送到在泰國集中營的妹妹帕扎苞那兒,姐妹倆得以團聚。她們倆相處得很好,非常高興與自已的親人生活在一起。但是細心的莫瑙苞和妹妹不約而同地想到,負擔她們生活的親戚們肩上的擔子又加重了;不管怎樣,又增加了一張要吃飯的嘴巴,他們幾乎不能忍受下去。
父母親在逃難中死于非命,幸存下來的親戚家庭自顧不暇,沒有心力,或者也不愿意負擔她們姐妹今后的生活,這一對苦憐的“并蒂蓮”在她們成長為豆寇少女前,面臨著生與死的較量。
(四)
戰爭迫使多達2,000,000緬甸人民背井離鄉,其中400,000人逃到泰國;迄今,至少有150,000人仍然生活在沿緬泰邊境分布的集中營里。米拉集中營是在泰國最大的容納緬甸難民的營地,座落在一座小山坡上;用竹子支撐起來的小茅屋星羅棋布,宛如一個巨大的貧民窟。住在這里的40,000居民最高的期望是擁有一個小的可畜養牲畜的廄欄,或是有幾頭屬于自已的小豬;去讀書,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出現在夢中的奢望。
“泰國聲稱,這些位于泰境內的難民營,僅是提供臨時遮風擋雨的地方,但現實是在這塊土地上的難民已經在難民營里生兒育女;生下來的孩子們在這里成長,現在長成一個大小伙子了,”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泰國移民署官員艾爾登·哈格說。
夾在緬甸當局和反政府武裝中間的泰國政府對境內的難民營早已不勝其煩,部分原因是出于安全考量,來自緬方對難民營的軍事襲擊增加了邊境的安全風險。聯合國已同意將愿意離開的難民安置到別的國家,他們去了澳大利亞、加拿大、挪威。大部分難民,約80,000人將去美國。2007年已有14,000人抵達美國,他們在圣弗浪西思科、紐約、達拉斯和其它州安家;今年還有17,000余人到達美國。
(五)
推動瀕臨絕境的緬甸難民成功脫離炮火紛飛的戰場,來到一個新的國家,建立新生活,無疑是一項善舉。在這項行動中有一個名叫杰姆·雅各賓的美國人成功開創這個事業。這對在緬甸生長的苦難的“并蒂蓮”,歷經千辛萬苦終于移居美國,莫瑙苞和巴扎苞姐妹奔向自由的目的要實現了。
杰姆·雅各賓是美國密西根州一個名為“基督自由國際”(cfi)慈善組織的負責人。這個組織在過去的十年中支持緬甸克倫人的事業,訓練了背包醫療隊用來救護和幫助緬甸境內因戰事受到傷害的緬甸老百姓和病人;該組織還在難民營中建起了學校,讓上不起學和因戰爭失學的孩童重回課堂。
莫瑙苞和帕扎苞姐妹倆就是學校中學習最好的學生之一。因她們學習努力,成績優異被錄取到cfi另一所學校去學習英語、數學和計算機技術,在此學習的學生們有望成為未來緬甸的接班人。學校為了保證教學質量,雇傭了全職管理人員,雅各賓還回到美國專門聘請美國教師,向他們登門求教。
在教職員工中,30歲出頭的梅利莎·貝恩是一位軟件管理師,她向難民營捐贈了10臺新電腦。2003年9月她從美國的工作崗位離職,不遠萬里來到泰國的難民營,教難民營中的孩子們學習英語和計算機。“這些少男少女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電器設施,”梅利莎說,“我教他們怎樣打開和關閉電腦,我還幫助他們創建了自已的身份證,上面有出生時間,姓名和照片。”
貝恩到馬拉難民營的第一天,她遇到了巴扎苞,她情不自禁地盯著這個頭發呈卷狀,模樣很虛弱的女孩,“我們僅有一次非常特殊的不期而遇”。在貝恩逗留此間的7個星期,她與巴扎苞的友誼發展得飛快,成了一對親密無間的“忘年交”。
“她與我們講笑話,逗得我們忘卻了苦難的日子,她讓我們快樂起來,”姐姐莫瑙苞訴說著她和貝恩之間的友情。貝恩很關心巴扎苞的跛足,她說:“請允許我以普通美國人的方式要求能為你做些什么?我想即使你的腿壞了,你看我們再努力一把,成不?充其量不過是現在的模樣,不會比這更糟糕了。”貝恩為巴扎苞在泰國做手術掏腰包,她回到北加里福尼亞,卡羅拉多的家中,還與巴扎苞用電子郵件與寫信的方式保持聯系。
“當我從慈善組織聽到這兩個女孩可能考慮重新安置的消息,我的確是欣喜若狂,”貝恩說,“我一刻也不停地在想這件事,”貝恩與她的丈夫,馬克都希望成為她們的撫養人。當莫瑙苞和巴扎苞聽到美國老師的打算后,姐妹倆就在憧憬未來與“美國爸媽”分享即將重逢的快樂。
似乎是好事多磨,自那以后一年多過去了,這對姐妹仍然滯留在泰國。原來跨國認領孩子這樣的事,對單身成年人或完整家庭是比較容易解決的;對于孤兒,因為要考慮各方的關系,這就有一個復雜的過程。兩個女孩在泰國馬拉難民營的親戚明確表態,他們不希望再看到姐妹倆回來與他們團聚,但是聯合國難民官員不愿意將這種本已十分纖細的關系完全斷裂;再則,在美國的貝恩夫婦也面臨官方官僚主義式的吊難,他們最初提出的領養孩子的要求,在美國聯邦非伴侶難民少年項目前卡了殼。由于這是一個涉及海外的重新安置,而莫瑙苞和巴扎苞姐妹倆并不住在城市和農村地區(她們倆在難民營),總部設在日內瓦的聯合國城市農村項目(urm)也管不了此類“靠不上”的事。言則講規則的西方似乎沒有“打插邊球”這樣的“中國特色”,問題似乎陷入了僵局。
雖然孩子們來美的前景變得暗淡起來,但貝恩夫婦沒有在困難面前退縮,他們反倒信心十足地強化了他們撫育孩子的訓練“課程”,比如:檢查家里的各種設施、后花園的防盜門、還有各種保健衛生措施及日常訓練安排,“我還寫信給國會女議員,”貝恩說,“為求得兩個緬甸女孩來美,6個月來我們付出了極大的心力,為此我們過了心力交瘁度日如年的日子長達一年。”
貝恩夫婦的努力與堅持終于得到了結果,他們申請領養的要求即將得到批準,“我們終于要成為她們的養父母了,這不是一紙保證的事,”貝恩說,“如果事情如我所希望的那樣,我們知道還要做許多的事。將一對在成長中經受如此嚴重的心靈和身體創傷的少女帶進家門,這絕不是件平常之事。”貝恩還說,“為了她們,我們的心痛得厲害。為了她們,也為了我們良心的安寧,所以,我要給她倆一次生活的機會,接受愛的機會。”
對于這一對即將與戰火紛飛的祖國說一聲再見的女孩,她們將自已的浴火重生與其看作是一件政治事件,毋寧說是個人命運的嬗變。姐妹倆深知在祖國發生的一切是人民的不幸,她倆希望自已的父老鄉親能獲得自由之身,但這不過是她們一個簡單的心愿而已。
“我想去與你的家庭一起生活,”莫瑙苞在最近寫給貝恩的一封信上如是說,“我再也不能等下去了,我想在今年內成行,我不能沒有你,我不想再失去你。愛你,你的女兒敬上。”
十九帕米爾之夢
向小帕米爾進發
地球人都知道帕米爾高原是生態環境惡劣,人跡罕至的不毛之地。這里除了礫石,大風和山坡構成的“灰色世界”外,沒有人類生存需要的綠色植物,更不用說姹紫嫣紅的花兒和歡笑的鳥嗚。但也有人挺而走險“到此一游”。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自然學家喬治?沙勒在鬼谷顯現了他的身影。
喬治衣衫襤褸,神情疲憊,此刻停止腳步,手中仍然牽著一群滿身毛茸茸的長著長角的牦牛,他神情狐疑:“這幫人是干什么的?”
原來在他面前突然鉆出來一批人,他們大約6人,鬼影綽綽地出現在紛紛揚揚的雪花中,肩上扛著ak-47式的沖鋒搶。這里出去就是著名的阿富汗東北的瓦克哈(wakhan)走廊。有幾種可能性:
“沖我們而來的人要么是荷搶實彈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他們鬼鬼祟祟地似乎在尋找“目標”下手,要么就是我們在邊境上巡邏的政府軍士兵。”沙勒心想。
“您好!祝您平安。”我們的向導薩富雷?卡恩極力向來者表示友好,然后他壓低聲音說,“喬治,你可能要‘秀’一下你朋友的東西了”。
沙勒點點頭,將手伸進帆布包找出一張紙條,這是當地部落首領給他的安全證明。有了它,我們可以在這片與外界隔絕的土地上擁有少許的自由和安全感;如果沒有它,我們將面對麻煩和不確定的命運。
在沙勒遇見來者之前,向導薩富雷蹙著眉也給這位世界頂尖的生物學家找了一條“出路”,現在不期而遇一支巡邏隊,“畦!”薩富雷叫著沖向走來的大兵。沙勒和薩富雷交換了一下眼色,長長地吁出一口氣:“我們安全了。”
73歲的科學家沙勒出生在德國,他長得高而瘦削,有一付深邃的眼睛和一個略帶鷹鉤狀的鼻子。他愛整潔,每天早晨都要把頭發梳得有模有樣,下巴刮得如保鮮膜,即便是出野外,這樣的“裝修”也一絲不茍。
沙勒和他的探險隊曾在海拔4267米的高原地區每天步行8小時,連續走了一個多星期,他也沒顯出疲態。
眼下,阿富汗向導見到了士兵,逐一擁抱后,沙勒出示了手寫的像螺絲似的文字,并把它交給了一個面容憔悴的、留著胡須的男人;此人確認自已是巡邏隊的頭兒。
“走出此地你們要做些什么?”一個士兵問道,眼睛掃視著我們12個笨蛋,其中多達一半的人是當地講瓦克希(wakhi)語的腳夫,還有3名外國人——沙勒、攝影家德思?沃爾特和記者本人。
外部世界的人們很少有機會訪問這條國際“走廊”,狹隘的山間小道像一節節彎曲的手指在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直至中國蜿蜒伸展,長達306公里。“我們在尋找‘馬可?波羅羊’,”沙勒說。
上個星期,我們考察隊就離開了最后一條通道,朝位于興都庫什(hindu
kush)北邊的小帕米爾前進,然后又到了著名的韋克哈山麓
(wakhan)。
巡邏小分隊的頭兒眉頭又緊鎖起來,他說這里沒有一個可以為一個非武裝的研究團隊開派對的會所。巡邏隊到達營地還要幾天,他會派幾名士兵護送我們到小帕米爾。沙勒向頭兒躬身,并將他的手緊緊地捂在自已的胸部,表示禮謝和敬意。
我們離開了,那時才8月,山里已開始下雪了。
構想“國際和平峰”
沙勒此次來到遙遠的喜馬拉雅山西部一角也許是追求他50年事業生涯中最具雄心的一幕——他要在地跨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國和塔吉克斯坦的漩渦紛爭之地,創立一個“國際和平峰”。與這個和平峰齊名的是,在這里有世界上最大、最妙不可言的野生羊——馬可?波羅羊,這些野生動物分布在迷津似的崇山峻嶺中的瓦克哈走廊,與當地放牧人相依為命。
這個地區的羊群也是頗具特色的一種,它以螺旋狀的、長達6英尺的羊角聞名,使它成了國際獵手的神秘戰利品和生活在這片不毛之地的瓦克希人的珍稀佳肴。“馬可?波羅是一種美麗的動物”沙勒插話道,“馬可?波羅羊生活在這里非常好,正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
就像其它一些被人稱為“神獸”的動物如美洲豹、雪豹,一出現在公眾眼前,人們就被它們獨有的美麗和氣質所吸引,沙勒也想將馬可?波羅羊作為一個象征,象保護一艘旗艦那樣,刺激人們保護所有的“原住生命”。“所以,人們不僅要為保護羊群而斗爭,也要為保護整個環境而斗爭,為該地區的全部植物和動物的生存權利而斗爭。”沙勒告訴記者,“我的焦點則集中在羊群,因為它們是這里最顯而易見的動物。”
沙勒是世界性的科學探險保護野生生命組織的副總干事,他一次次受聘于該組織,可能是該組織一個多世紀來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生物學家之一,”彼得?馬西森說。馬西森是1979年美國國家圖書獎獲得者,他著的“雪豹”描述了沙勒在喜馬拉雅之旅中忘我緊張地工作,稱“他開創了在世界屋脊地區研究和建立野生生命公園和保護事業。”
沙勒作為生物學家,參與了世界許多地區珍稀動物開拓性研究,如非洲中部山區的大猩猩,尼伯爾的雪豹,西藏的藏羚羊等。他的環保理念和努力使巴西亞馬遜的大片雨林,巴基斯坦的興都庫什(hindu
kush)、東南亞的高地叢林和阿拉斯加北極圈的野生生命安全圈和西藏眾多的圣跡受到世界更多的關注,他參與的環保項目在全世界總計二十多處。
沙勒此次來到阿富汗帕米爾地區旅行已有2年,他的工作地點在塔吉克斯坦遠離阿姆達雅河(amudarya)的一邊,他忙于在當地官員和旅游部門中做疏通工作,從外國狩獵者和當地放牧人那里募集資金。31年前,他就相信當時的巴基斯坦總統朱非卡?阿里?布托要在韋克哈山麓南部的平坦地方創建一個國家公園。
在過去的20年中,沙勒呆在中國的時間比他呆在德國家里的時間還要多,他常年累月地奔波在西藏和新疆,一次次地穿越韋克哈東部的前沿地區,努力推動中國在那里建設面積299,144平方公里,世界第二大的自然保護區(chang
tang
)。如果沙勒能使喀布爾政府將此動議提到議事日程,為支持他的設想拿出邊界接壤的51,800平方公里的貧瘠山地,那么可以說“國際帕米爾和平峰”項目將進入到一個實質性階段。
但是阿富汗官方在沒有取得可靠的資料之前是不可能批準該項目的。韋克哈走廊有多少馬可?波羅羊?它們是怎樣分布的?面臨著何種威脅?
30年內沒有人想在這里對此作過徹底研究。這就是為什么沙勒要親臨阿富汗的原因。接下來的2個月,沙勒計劃對805公里的韋克哈地區作徒步考察。
此項使命似乎有點可笑在于,由一群“武裝”的伙計,在阿富汗面臨一次民主選舉的前夜,到她的國家里去搜尋難以計數的動物,但是沙勒一點也不為所動,“如果要等到世界都不出聲”,他說,“那么每個人都呆在家中好了。”
參加“中世紀嘉年華”
2004年8月中旬的一個夜晚,記者和攝影師沃爾德剛到法扎巴德省(favzabad)的省會,一顆炸彈就在沙勒面前爆炸了。我們即時租了一輛破舊的汽車在被水沖蝕過的道路上駛向撒哈德(sarhadd),這是興都庫什地區一個用石頭壘起來的村莊。在那里,我們找了向導和用來馱物資的牲口,朝一條以前的“茶馬古道”向山區進發。
這里屬于阿富汗疆域,是喬治?沙勒擬議中想要建保護區的地方——滿眼盡是卵狀的石頭,一片荒蕪,似乎連時間也在空氣中凝固了。牦牛踩著沉重步子出現在空曠的視野,一會兒又消失在遠處的天際。
“我想我是錯投今生150年,”沙勒對記者說,他用偉大的科學探險家如查爾思?達爾文、阿拉肯特?馮?亨布爾特和阿爾富蘭特?羅塞爾?威爾茨所處的時代作參考,說道,“我遠不能滿足身處于這樣一個遠離人間的地區,踱著緩慢的步子在古道上游蕩。你看看周圍,瞧瞧這些東西,并聞聞它們是什么味道。”
離開撒哈德一星期后,我們到了小帕米地區中心的一個寬廣的峽谷地區,在吉爾吉斯斯坦北端安營扎塞。
這里正在舉行一個婚禮,歡慶儀式有點像中世紀的嘉年華。男孩們牽著馬兒意氣風發地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女孩們將手指塞進嘴里,互相講著悄悄話。孩子們緊抓著鈔票被筵席的主人們逗得樂不可支。走出塵土飛揚的市場,馱夫們則擠進了塞滿山羊的游戲場,這里是阿富汗人放松身心的地方。
沙勒離開了鬧哄哄的市面,小心翼翼來到一冷僻處,他思忖,即將要進行的一場環保動員在此間婚禮派對上顯得有點怪誕。但如此多的帕米爾居民聚集在一個地方,他不能讓這樣的機會在身邊輕易地錯過。他有疑慮,以游動放牧為生的吉爾吉斯人擁有羊和牦牛,他們會射殺馬可?波羅羊作為他們的食物?
婚慶喜宴結束了,新娘與新郎進入了蒙古包式的婚房,沙勒向一個男人走去并與他搭話。這是一個高顴骨,頭上戴著西伯利亞式皮帽的人,他使沙勒想起過去蒙古的牧馬人。
“我們來到這里是因為聽到了吉爾吉斯人民寬厚仁慈的傳說,”沙勒開始了他的“播道”,“去年我在塔吉克斯坦過境時感受到吉爾吉斯人的好客,”他停頓下來讓他的巴基斯坦翻譯撒夫拉將他的話譯成達里(dari)語。
“許多外國狩獵者紛紛來到塔吉克斯坦,他們化25,000美元可射殺一頭馬可?波羅羊,但是當地村落卻一分錢也得不到。”質疑和不認可的聲音在人群中此起彼伏。
“很快,有一天,外國狩獵者可能來到這里捕殺馬可波羅羊,”他說,“如果發生這樣的事,吉爾吉斯人民必須要受益。”那名男子點頭稱是。“外國狩獵者必須化大錢才能獵殺羊,只要有肥大的馬可?波羅羊在,村子才會興旺起來”。沙勒在那名男子認識到事情最后的嚴重性之前繼續將談話的主題“深化”下去,他說,“這意味著吉爾吉斯人民必須保護羊群,這樣,羊才能夠長大,你們才能從它們身上掙到錢。”會面的結果是,沙勒的話語得到了人民由衷的擁護。
沙勒沒有獵取戰利品的狂熱,他是個實用主義者,他認為如果控制狩獵和旅游能引領吉爾吉斯人民的抗爭,可能會刺激民眾起來保護當地的珍稀資源,避免馬克波羅羊從數量上緩慢“滑坡”到最后滅絕的危險。
“保護物種取決于當地人民的意志。”沙勒說,“你要讓他們進入角色,民眾要與保護結果的利益掛鉤。”
自那次參加吉爾吉斯人婚禮后一個星期,一個黎明前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記者被帳篷外尖利的叫聲喚醒,“斯科特,我在10
分鐘內離開,”沙勒叫嚷道。
記者看了一下手表藍盈盈的表面:凌晨4∶30。幾分鐘后我也走出了帳蓬,我們的生物學家已吃罷早茶,為一天的考察行進在去峽谷的路上。
朱比特神在天空中就像一塊發亮的巨石,銀色的月亮懸掛在黑黝黝的山梁上。
2小時后,我在通向峽谷的入口處趕上了沙勒的路程。
這里是過去3個星期里記者不斷接觸的艱澀地形,地面赤裸著褐色的“胸膛”,山坡上沒有任何植被覆蓋,露出的只是參差不齊的石塊,我的頭上是一片鈷藍色的天空,太陽光為塵封的山嶺洗去鉛華,溶化了的冰碴匯成股股水流從巖石的縫隙流入附近的溪流。我為面前的“自然之酷”而折服,趕緊將它收入畫面。“至少人們可以看到什么是自然歷史中的古老時尚。”沙勒也對自然美色嘆為觀止。
遭遇“三劍客”
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職業生涯,沙勒的事業已定義為浴火重生的品質。自從他與馬休思30年前來到喜馬拉雅地區旅行后,他初衷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