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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看到我來了，出來跟我打了聲招呼。

雖然看的出他很堅強，但疲憊和憔悴已經讓他那肥碩的身軀招架不住。

我過去跟他握手以示安慰：“有什么需要幫忙可以告訴我。”

他點頭，沒有多說話。

文武不是一個好警察，卻是一個好玩的警察，小時候他幫我們偷梨的事情我記得一清二楚。

果園里一支梨樹枝椏出墻來，掛在上面的性感豐滿的雪梨使勁兒勾引我們。我們想一定要吃到這梨，于是用盡一切辦法，用石頭砸，用竹竿敲，都不成功，心里猴急。

文武看到了，說幫我們摘。他肥胖的身體拼命往上蹦，全身的肉像果凍晃悠悠，跳不了幾下氣便喘吁吁。

最后梨沒有摘到，累得滿頭大汗，開始破口大罵梨樹，嚷著要跟梨樹的奶奶發生肉體關系。

果園主人聽到文武的叫罵聲，探出頭來查看，一看到文武，問：“文胖子，你罵哪樣？”

“你看看，這家這樹枝椏都支到路上來了，妨礙行人了，要鋸掉。”文武說。

文武至少是個警察，說話跟茶館里滿嘴放屁的人不一樣，是有法律效力的。果園主人雖然心疼，但嘴里應著：“好啦好啦，明天就鋸掉。”

“不行，現在必須鋸掉，你沒空我幫你。”

果園主人搬出人字梯和鋸子，文武二話不說，拿著鋸子爬山去三下五除二地把那枝椏給鋸下來了扔給我們。

這樹枝向陽，上面的結的果子甘甜多汁，迄今為止，我似乎都沒有吃到過那么好吃的梨。

橋邊鎮的山水養人，這么多年從來無一例癌癥，還養出了以張兵和文武為首的胖子。不過，土豪張兵一家早搬成都去了，長大后便沒有這家人的消息。

“長大”，我將之視為貶義詞，越長大，越謹慎，越現實，越狡猾。

我們總是想把他人變成自己手里的行貨，把世界分類歸檔成自己的收藏，不再有精神探索和靈魂冒險，不再相信單純和真實的存在。

但人不能不長大，電影《鐵皮鼓》里面的小奧斯卡詮釋了拒絕成長的殘忍。我寧愿小奧斯卡像我一樣，走出去接受社會的殘酷、人性的黑暗，慢慢長大。

父母沒有告訴我社會多兇險，只告訴我與人為善，你怎么對待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怎么反作用于你。

有時我又想，不是每個人都想爾虞我詐，清清白白的文武從來沒有得罪過誰，他的女兒憑空消失，不管誰遇到這種事，都會重估和自問，究竟誰在維護這世界的平衡，主持著公平正義？自己成為受害者時，誰還敢高唱“這世界充滿愛”？

回家時，路過小鎮的保管室，幾件廢棄的大屋，成了麻雀和小野獸的快捷酒店。

那里曾經發生過很多故事，在那個奇異的年代，人斗人，人整人，都在這里發生。

屋檐下那個大喇叭還沒有被拆掉，破爛不堪。曾經，上級的命令、指示、計劃以及比較有鼓動性的新聞都經過這個喇叭傳達到人們的耳朵里。這喇叭曾操控著橋邊鎮和中國的歷史。

1971年底，一個驚人的新聞從喇叭里面傳出，讓幽閉的小鎮沸騰起來。叛國賊乘坐的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地區墜毀，叛國賊以及其妻子身亡。而這叛國賊，人們還在昨天出工的宣誓大會上祝他“萬壽無疆”。

1976年9月，喇叭里又傳出了一個沉重的消息：偉大的主席在北京逝世。當時，我的母親正和一群女孩在山上割草，聽到這個消息，她們馬上把背簍和鐮刀扔下跑回家里，整個世界早已被哭聲和淚水包圍。

鎮上設立了靈堂，人們撕心裂肺地哭泣，在哭泣中告別了一個時代。

再后來，保管室完成了歷史使命，退出了歷史舞臺，這幾間屋子空堆滿了雜物，長滿了雜草，一廂情愿的人編出了這樣的故事，說晚上這里冤魂出沒，以前被斗死的人會現身喊冤。

世事變遷，幾多荒謬，都消散在了空氣和泥土里。

小時候，F4經常來保管室捉耗子玩。考上大學那個暑假，我們在保管室里搞了一個盛大的BBQ派對，歡聲笑語，似乎盡在耳邊。付文心對我說，那是她玩得最開心的一天。

如果當初我們四個不在河邊喝血酒、發毒誓，不去北京，不遇到那么多人和事，一輩子在小鎮終老，過真實平淡的生活，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種探險？所有人結局又會是怎么樣的心花怒放抑或平淡窒息？

晚上回到家，拿出筆記本電腦開始創作小說。

腦子里飛騰著發生在北京的點點滴滴，又想到文武的女兒失蹤的謎團，心緒無法寧靜，呆看著屏幕如同思想便秘，一個字都敲不出來。

打開窗戶，借著微弱的天的光輝，看到阿姆山的山脊線依稀可辨。孤傲的阿姆山漠視著蕓蕓眾生的疾苦，無動于衷。

我想到了小時候舅舅經常帶我去山上，攀上高樹遙望風景，對著大山嚎叫。

這里的山水有著眷戀生命的本質，同樣，惡也會在被眷戀中漸漸滋生，就像最先的魔鬼是墮落的天使一樣。

不管我相不相信，這里的花花草草總散發著微弱的信息提示著我，鎮上隱藏著一個殘害兒童的惡魔，他的罪在綿長的歲月里擴散，深深浸入小鎮的肌體。他正在黑暗處凝視著一切，猙獰著，嘲笑著毫無頭緒的人。

我必須找出這個人，讓其為罪孽付出代價，這無形中成了我回歸橋邊鎮的使命之一。

思緒紛飛，開始墜入回憶之網。罪與罰的審判，誰都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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