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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大冶礦務局成立了,但距投入生產還有相當長的準備時期,首先,在對中方股權的運行問題上,曾紀澤即與胡林翼產生了分歧。//WwW、QΒ⑤.c0m\\。
胡林翼主張大冶礦務局那百分之六十多的股份當由官府全權掌握,而曾紀澤則認為,應將股權轉賣給本土商人,由私商主管大冶礦務局的,官府只從中抽取應得的稅錢。
曾紀澤提議是出于現代企業的發展角度,他反對企業國有化,因為腐朽的大清官僚制度只會阻礙企業良好的運行。國有化的企業中,負責人并非真正意義的商人,實質上是國家任免的官員,在企業中當老總跟在衙門里當官沒什么兩樣,他們所要做的只是對上峰負責,而非對企業負責。所以國有化的企業,從古到今,絕大多數情況都在虧損。當然,那些依靠國家的行政權利,壟斷了整個行業的企業則例外,而那種企業從數據上看似是在盈利,實則仍然在虧損,只不過高額的利潤以高額的消費價格,分攤到每一個老百姓的頭上。
私營則不同,整個企業既是商人的身家性命,他不得費盡心力,想方設法的把企業管理好,好從中獲取更多的利益。所以,西方國家的許多企業都能世代相傳,有的百年,甚至數百的歷史而不倒,其中的重要因素就在于此。而我國的企業多數短命,皆因企業為國有,只要運氣不好,出了那么一個兩個昏潰的老總,那這家企業的壽命也就到了頭。
晚清的洋務派們以自強為名,興辦了許多近代工商企業,耗資不可謂不巨,然收效卻甚微。而當大清的洋務運動興起,日本的明治維興幾乎在同時開啟,而那個島國走的卻另外一條道路。甲午一戰,兩國所選之近代化道路孰優孰劣,眾人皆知。
無奈的是,胡林翼畢竟也只是大清的官吏,那種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在他的觀念之中,他可以支持曾紀澤裝備洋槍洋炮,也可以支持他興辦合資礦業,但不管是做什么,他的底線都是,官府必須是掌控者。
而就在曾紀澤極力闡述他的見解時,其父曾國藩又托人帶了信來,表明了他對興辦大冶礦務局的支持,但刻意強調,礦務局的領導權必須由官府來掌握。這令曾紀澤很是沮喪。
在那樣一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年代,曾紀澤沒有反駁曾國藩的理由與勇氣,即使他明明知道他這個所謂的“老爸”說的謬論,他仍然只能保持緘默。至少在這個時候,曾紀澤可不想背上一個不孝的名聲。
不過,經過了曾紀澤的再三努力,胡林翼與他達成了妥協,同意了曾紀澤提出的折衷方案,既所謂的“官督商辦”。
官督商辦原本就是歷史中存在過的經營模式,其原則是官府掌握企業的用人及理財權,具體業務由商人經營,這是一種大清體制與資本主義商業體制相結合的怪胎,是在后來李淮章推動的洋務運動中產生的一種特殊經營模式。在經過了近四十年的發展,這種模式最終走向了滅亡,而其模式經營下的本土企業,絕大多數不是為外國勢力吞沒,便是轉變為了官僚的私產,僅有極少部分最終轉為了民族資本企業。
曾紀澤很清楚官督商辦的弊病,但在這個時候,這種模式也是他所能提出的最好方式,總歸要比由官府完全經營要進步一些的。而在這場經營權的討論中,曾紀澤深刻的體會自己的掌控力是多么的薄弱,盡管他費盡了口舌,所言句句在理,但還是抵不過胡林翼他們這些官僚三言兩語的套話。
在敲定了最終方案后,胡林翼把選擇“商總”的權利交給了曾紀澤,曾紀澤初來大清,識人不多,歷史上的那個近代實業家他倒是記得,只是此時不知人家身在何方,在這個節骨眼上,他也來不及去派人尋找。于是思索再三,曾紀澤決定在武漢公開招標,招攬那些愿意入股的商人買辦,擇其優者委以業務經營之權。
公開招商的飯局由宋致遠安排,曾紀澤本意是想培養他擔任大冶礦務局的商總,但宋致遠明確表示,他們宋家入些股份可以,但卻不愿擔任商總。曾紀澤很理解他的苦衷,畢竟這合資開礦之舉乃是首創,而這官督商辦的方式更叫吃慣官府官僚作風的商人們持望態度,宋致遠能夠入一部分股,已經是很給曾紀澤面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