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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戰爭局面給各國都造成了很大的負擔。在動蕩的形勢下，各國的內亂此起彼伏，掀起了又一輪政治更迭的浪潮，卿、大夫、士逐漸掌握了諸侯國的實際權力。晉國、鄭國、齊國紛紛爆發了內亂，特別是晉國幾家卿大夫和國君之間相互傾軋，導致晉國國力大損，只能勉強維持表面的強勢。

這一混亂的局面大約持續了三十年左右，長期的戰爭形勢和日益激烈的國內矛盾已經使得即使是像晉國和楚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也深感難以為繼，更不用說那些夾在其中的小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再一次“弭兵”就成為各諸侯國的共識。

率先放下身段的是晉國當時的正卿趙武，這位昔日的趙氏孤兒為了緩和諸侯國之間的尖銳矛盾，先減輕了小國定期繳納晉國貢品的數量，又通過魯國大夫叔孫豹，表達了希望有人出面在晉楚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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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旋，達成和平協議的愿望。

趙武的這一意見受到了當時各國諸侯的贊同。當時的齊國，內亂尚未結束，由崔氏和慶氏兩家執掌權柄，自然需要交好諸侯國以穩定形勢。而鄭國當時執政的子產看到諸侯國有達成和平的動向，便在楚、陳、蔡、許等國聯軍來襲時堅壁清野，不加抵抗，為和談提供了余地。

弭兵的條件逐漸成熟，自然就有人自告奮勇，愿意從中斡旋。上一次華元弭兵的主持人是宋國大夫，這一次又是宋國的大夫向戌站了出來。和華元類似，向戌一方面同趙武關系密切，另一方面又同楚國令尹屈建有交情。看到諸侯之間紛紛提倡弭兵，向戌便決定仿效前人，再次主持弭兵會議。如此一來，在停止戰爭的同時，還可以極大地提高宋國的聲望和地位。

帶著這樣的目的，向戌踏上了游說的道路。他先后拜訪了晉、楚、齊、秦四個最有勢力的大國。仗著同當權者的私交，晉、楚兩國自然無有不從，秦國也欣然應允，只有齊國猶豫了一陣，也在大夫田文子的勸說下同意了。眼見大國支持弭兵，各小國自然紛紛同意。

魯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會議再次在宋國西門召開。比起上一次華元弭兵，這一次的程度和規模都提高了許多。晉國、楚國、齊國、秦國、魯國、衛國、陳國、蔡國、鄭國、許國、宋國、邾國、滕國、曹國共十四個國家派出了代表，主持人當然還是向戌。

經過向戌的斡旋，晉楚兩國確立了兩國屬國應當互相朝見的基本格局，也就是所謂的“晉、楚之從交相朝”。不過，由于齊國和秦國國力較強，又分別同晉國和楚國結盟，因此可以例外，而邾國和滕國分別是齊國和宋國的附庸，因此也無須參加會盟。

雖然和議達成，但在會盟儀式舉行之前，會場的氣氛仍很緊張。晉楚兩國廝殺多年，仇恨極深，彼此都有戒心。在正式會盟時，楚國為了預防萬一，暗中在禮服內套上甲胄，打算一言不合就動手廝殺，楚國令尹屈建聲稱：“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茍得志焉，焉用有信？”晉國得知這一消息，也預先做了準備，打算一旦有變，就沖入宋國都城，據城防守。

在正式的會議上，各國代表共同通過了之前達成的協議，又確定了各國應當向兩國負擔的貢賦比例。然而，在最后歃血為盟時，晉楚兩國再次為盟主之位爭奪起來，雙方互不相讓，險些使談判破裂。最終在晉國大夫叔向的勸說下，由楚國擔任了盟主，但作為交換，盟書上首先寫上了晉國的名字。

雖然發生了不少風波，但史稱“向戌弭兵”的第二次弭兵會議總算順利結束。比起短命的華元弭兵，這一次弭兵會議的效力要長得多。自此之后，諸侯國之間數十年沒有發生重大戰亂，迎來了難得的和平時期。

弭兵會議確立了晉楚兩國共同稱霸的兩極政治格局。對于晉、楚、齊、秦等大國來說，弭兵會議的召開有助于處理國內日趨尖銳的矛盾和恢復由于戰爭而日益空虛的國力。而對于中原各小諸侯國來說，一方面免于戰爭的侵擾和破壞，另一方面也背上了服從兩個大國、繳納兩份貢賦的沉重負擔。

弭兵會議結束之后，齊景公、陳哀公、蔡景侯、杞文公，以及燕國、胡國、沈國、白狄等國的君主于次年赴晉國朝見晉平公；而魯襄公及宋平公、陳哀公、鄭簡公、許悼公朝拜楚國楚康王。從此，這些小國“仆仆于晉、楚之庭”，又“盡其土實，重其幣帛，供其職貢，從其時命，賀福吊兇”，導致“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的局面。

魯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向戌弭兵五年之后，各國再次在虢地會盟，重申并強調了弭兵會議的精神。盡管向戌弭兵是以犧牲小國的利益來維持大國的生存空間，但通過外交手段達到和平的局面，特別是宋國前后兩次在弭兵會議中起到了主導作用，也說明了弭兵會議的積極意義。弭兵會議推動了春秋時期的歷史進程，具有深遠的影響。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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