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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道：“先生這是哪里話？先生身在書史，心憂萬民，學生向來敬佩，斷不致因先生之語，而稱先生悖逆的。”

錢大昕道：“既然如此，這一番話就與你說了罷。伯元，你可知十六年前，我因何不再入仕，只是閑居家中，十年不再踏足京城？”

阮元自然稱不知。錢大昕嘆道：“其實這番緣故，我早該告知你了。那是乾隆四十年時，我因丁憂之故，去職歸家，這原本是天經地義之事。眼看家居數年，即將服除，我原也想著守制終了，便回歸京城。可也就在這時，我收到了二云的來信，二云在五代史事上有些難于抉擇之處，前來請教于我，可他來信除了請教，卻又提及了另一件事。”

“當時皇上在修《四庫全書》，開館納士，依二云的學問，自當名列其中。二云精于史部，不僅將乾隆四年殿刻的《二十三史》一一精校，列于乙部，更從《永樂大典》和《冊府元龜》中遍搜北宋薛居正遺文，最后竟將那早已失傳百年的《舊五代史》恢復了十之七八。老夫看了，自然為他欣喜。薛史早佚，便老夫之前，也未見得全本。二云修列舊史，成今日《二十四史》之名，實在是有再造之功。”阮元也知道邵晉涵這些故事，點了點頭。

“可二云來信，卻不只是為了求教，信的最后，提到這樣一件事：皇上對這《舊五代史》輯錄，一直頗為上心，故而二云早早手錄一遍，獻與了皇上。可沒想過得幾日，皇上詔二云前去，竟問起二云，為何金章宗之時，竟削去此書之位，僅列歐陽文忠公新史一書？二云一時不明其意，歸家后細細看了，方知皇上意思。”

“那《舊五代史》修于北宋之初，彼時宋人自以上國，視四裔為夷狄，故而行文之中，多有貶斥之語，言及契丹，多言‘戎’、‘虜’、‘犯’、‘盜’之字句。二云想起皇上之言，才知道這些字句，是入不得四庫的。其實歐史亦有此等字句，金人廢薛史，也未必是因戎虜之言。但彼時修《四庫》，有些著作，即便入選，皇上也一再下令，有違礙之語，當即改去。更何況有些國朝鼎定之時的文人集子，只因其中偶有冒犯國朝，即被查禁了……二云也清楚，若是這些字句如數列入四庫，只怕自己必遭懲處不說，就連這好不容易輯出的《舊五代史》，將來只怕也保不住了。”

“所以，二云躊躇再三，只好棄車保帥。他和我說，他之后不久，便將初次輯出文稿毀去，重新輯錄了一份，這次便只好對薛史舊文，多有改易了，譬如原文只有戎字，若指的是契丹，便直書契丹。就連‘犯’、‘寇’諸字，也只得改為‘入’、‘據’……二云也告知于我，他所為此事，實在是無奈之舉，眼下考據大興，古本優于今本之理，二云又如何不知？可為了《舊五代史》能留于后世，他不得不如此了……他說，這書已經失傳了一次，他不想因為個別字句的違礙，讓這書再失傳第二次……”（按：《舊五代史》輯錄之初，于邵晉涵抄本中即有改動，武英殿本更多。但改字的問題，已于民國之時，由學者陳垣加以修正。目前常見的《舊五代史》版本，已不存在這個問題。）

阮元在京城多年，自然也知道乾隆因為忌諱，在修訂《四庫全書》之時，對違礙詞句，往往有所改動（按：現代古籍整理出版，以古本為據，已是通識，只有全無古本可據，才會以《四庫全書》本為據，故而現今流行的古籍版本，除非僅有《四庫》孤本，已不存在《四庫》改字的問題。）。故而也十分同情邵晉涵，問道：“那……難道先生便是因為此事，不愿再回京城了么？”

錢大昕道：“當日之事，也不只如此。其實不瞞你說，我仕官之事，之前是與你講過的，那還是乾隆十六年，那個時候，皇上正當盛年，意氣風發，凡所決策，無不圣明。老夫那時候，也是真心把皇上當做神明一般。可二十年過來，皇上年紀大了，疑忌之心，也與日俱增，民間生員，多有因詩句中偶有一二違礙之處，便被檢舉出來，定了大逆的。甚至有些詩句，看來并無不通，卻也有人穿鑿附會，說是悖逆之言……皇上他清楚，老夫絕無犯上之心，故而老夫寫那《廿二史考異》，皇上從未過問。可這般尋章摘句，老夫……老夫也實在是心寒。想想二云勤于四庫，本是為了存遺文于后世，不使先人之言湮沒無聞，可現實卻是……老夫想到這里，歸京之心也就淡了，之后守制期滿，也只閑居家中，在江南各個書院講學為樂，京城卻是不愿再來的了。后來因為遇見你和淵如，覺得你們或許可以挽狂瀾于既倒，才與你們北上，想著再指點你們一番。”

想到這里，又不禁嘆道：“皇上欽定正史，二十四部，可我只寫《廿二史考異》，卻是為何？只因這《明史》和《舊五代史》是國朝修訂輯錄，老夫生于國朝，又有何異可考呢？想來還是不添這個麻煩了罷！”

阮元聽著，也知道錢大昕是一心為了學術，并非什么“悖逆之言”，更何況，他既然選在后院和自己說這番話，便是想讓自己保密。既然已是秘密，又有何“悖逆”可言？當下答道：“先生此言，也是為了學問，乃是心憂天下之事，絕非悖逆之言。只是這天下，眼下尚屬太平，先生希望學生挽狂瀾于既倒，卻是找錯了人啊？”

錢大昕笑道：“天下太平？若早得二十年，說一句天下太平，老夫倒也深信不疑。可如今的天下，早已是危機四伏了。皇上八旬萬壽，本來說的是督撫藩臬，進獻自便，可最后天下督撫藩臬，皆有厚禮，這事你可知道？”

阮元道：“此事學生略知一二，這些日子，學生準備日講和南書房之事，和皇上見得多了，皇上也偶有提及，說天下督撫，皆是盡忠之人，故而人人都有進獻。”

錢大昕道：“盡忠？皇上原來說的是進獻自便，可下面接到的詔書呢，卻都是三品以上皆需進獻啊？想來是有人從中改了詔旨，可即便如此，這番盡忠，背后又是什么？外官中三品以上的督撫提鎮，加在一起要有上百人，皇上八旬萬壽那日，你也看見了，除了你朱恩師，其余督撫無不是大肆鋪陳，競相夸耀。可這進獻出自何人，出自天下萬民啊！他們為了在皇上面前盡忠，背后便只好巧立名目，百般搜刮。總督要獻禮，巡撫要獻禮，布政使按察使要獻禮，這些禮加在一起，百姓承受得來嗎？”

“伯元，你年紀還輕，老夫也知道你自幼生長揚州，本是富貴之地，或許，你還沒見過真正貧苦無依之人。可老夫數次出任學政，掛冠以后也多次前去中原游歷，天下人什么樣，老夫看得清楚啊。眼看乾隆一朝，天下戶口從一萬萬變成了三萬萬，可這新增之人，卻大多都是窮苦之人。湖廣、河南，都有不少，平時無災無疫，倒也罷了，一有水旱災害，便是成千上萬人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可州縣官吏呢，在官府中飽私囊，一到救災賑濟，便敷衍了事。各地虧空，也是一日甚于一日，只不過眼下大多百姓尚有生路，故而看起來天下太平罷了。可長此以往，只怕……伯元，你以后的路，可不好走啊。”

“伯元，我知道你身在翰詹，又在南書房隨侍，文章詔敕之事，絕不會少了的。其實你獻《宗經征壽說》，大考的三不同，老夫都知道。若只是為翰林公事，偶一為之，老夫不怪你。可若是你將那些迎合皇上的詞句，都一一當了真，那便是已入了歧途了。我等讀書做官，所謂何事？是為了生民和樂，教化人心，可不是只為了曲意逢迎啊。若是你心中，沒有天下萬民的位置，那這圣人之言，可就白學了。”

阮元聽著，已知錢大昕對自己這一年的行為，其實頗不滿意，自己幾篇文章，也確實是在一味稱頌乾隆，而忘了民生疾苦。想到這里，心中也自覺得無比慚愧，額頭上汗水涔涔而下，道：“先生此言，學生記下了。不瞞先生，學生之前文章，確是……確是只想著皇上恩德，卻忘了天下之事，這件事，原是學生思慮不周，還請先生見諒。”

錢大昕笑道：“其實你給和珅送禮之事，我也有聽聞，但我相信，你有你的想法，絕非為了自己官祿而走捷徑。后來看你和孫淵如，洪稚存他們依然把酒言歡，我也確信你本心未泯。所以老夫眼看要離京歸鄉，還想著再過來一次，把這些事告知于你。但你以后的路，就要靠自己了，即便老夫不走，老夫這把年紀，又能幫你多少？伯元，至少眼下，老夫還是相信你的，老夫相信你有了機會，一定會造福萬民。可官場之上，有誘惑的事物，實在太多了，你可一定要堅持自己的道路，不要為名利所誘啊。”m.zwWX.ORg

阮元聽了，知道錢大昕是悉心指導自己，也再次對錢大昕拜過。他也清楚，自己驟升四品，極易礙于虛榮，把持不定。錢大昕這臨別前的一番話，讓他再一次堅定了自己為官的本心。

錢大昕不久之后，就離開了京城，而阮元也依然謹慎行事，不與和珅一黨來往。吳省蘭多次邀他飲宴赴會，阮元均自婉拒。但話說回來，阮元畢竟在南書房要入值，還要準備日講起居注之事，原本也有這些有力的理由來回絕吳省蘭。

這一日，和珅問起吳省蘭時，吳省蘭也無奈的答道：“致齋，我看他的意思，確實是不愿與你多來往。可他平日南書房、石渠寶笈、日講這些事，都是皇上任命，我沒法和皇上搶人啊，你說是不是？”

“和皇上搶人？”吳省蘭無意中的一句話讓和珅如夢方醒。

“吳老師，阮元平時和什么人在一起的時間多些，是阿中堂、王中堂他們嗎？”

“也不是，他平日提到的人，最多的是三個，一個是劉墉，一個是沈初，還有一個是彭元瑞。彭元瑞和王杰來往多些，卻也不算密切，劉墉和沈初都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沈初是《石渠寶笈》撰修的另一位主持，以文學為乾隆重用。

“吳老師，我明白了。”和珅忽然說了這樣一句話。

眼看吳省蘭一時不解，和珅道：“是皇上不想讓他和我走得近，故而安排了他這些職務。當然，這樣一來，他和王杰他們，一樣不會親近到哪去。皇上這番用心，其實是想親自栽培他，讓他做皇上自己的人，而不是我們，或者王杰的人啊。”

“致齋，你想多了吧？或許就和沈初一樣，是皇上專用的文人呢？”

“文人？以他的才能，只做個文人，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嗎？”

但無論如何，和珅想拉攏阮元的計劃，就這樣落空了。而阮元的為官之路，也漸漸穩定了下來。

這年五月，阮承信、江彩、劉文如等人也來到了京城，一家人終于又團聚在一起，而更大的幸事還在后面。

五個月后，因吳省蘭升遷內閣學士，阮元被提拔為詹事，位列正三品，同時，阮元又加文淵閣直閣事、儀禮石經校勘官二職。此時阮元只有二十八歲，而他從進士登科到升任詹事，只用了兩年零六個月的時間。

乾隆五十六年，是阮元的命運被徹底改變的一年。米洛店長的督撫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