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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VOC在投降書上簽字，一場波及了半個爪哇、蘇門答臘和馬來亞半島的戰事終于宣告結束。

對于已經占領的萬丹蘇丹國的土地，趙新并不打算還回去，因為統一整個西爪哇是他的既定目標。要知道中國古人對這種局面早就又過精辟的說明，那就是“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為了達到震懾其他蘇丹國的目的，趙新大筆一揮，按照另一時空的行政區劃，將整個萬丹地區劃分為北、南、中、西四個行政區，又將井里汶蘇丹國統轄地區劃分為兩個區，全部納入北海鎮統治。

隨后他又秘電何喜文，命他帶兵進入西朗的索羅索旺宮，解散蘇丹阿里尤丁一世的宮廷護衛，逼迫其退位，并派鄭文顯將其和全部家庭成員流放至西婆羅洲的戴燕，交給吳元盛看守。

于是曾經取代了巽他王國，統治區域橫跨蘇門答臘和西爪哇長達兩百四十一年的萬丹蘇丹國迎來了最后一擊。

光是滅了國還不成，宗教和經濟手段也要跟上。為此，趙新讓剛回到巴城的黃忠仝再次北上，前往廣東和福建地區招募僧人，他要在萬丹地區廣開佛教道場；而經濟就相對簡單了，萬丹的主要經濟命脈就是胡椒，這事讓巴城的華商群體負責就行。

亮出了獠牙的北海軍讓東南亞各地的土邦王公們心驚膽戰，他們終于意識到，北海鎮是一個比葡萄牙人和荷蘭人還要恐怖的存在。于是蘇門答臘的亞齊王國、馬來半島的柔佛王國、天猛公、中爪哇的莽古尼卡蘭王國全都派出了自己的宰相，攜帶重禮來到巴城，請求獲得北海鎮的庇護，甚至成為附庸。

大批使者的到來，使得巴城內的兩家旅館住客爆滿，大街上來來往往的人里，隨處可見裹著頭帕的各蘇丹國使者，而那些穿著“紗籠”、戴著披肩頭巾的秀麗爪哇女子則更是讓不少人眼前一亮。

戰事的結束也使得巴城的海貿迅速恢復，截止1793年8月中旬，便有十多艘商船陸續抵達巴城，帶來了大量的絲綢、糖、茶葉和瓷器；商人們在將貨物銷售后，又瘋狂的在市場上采購清涼油、風油精、胡椒、丁香、肉豆蔻、象牙、珊瑚和檀香等貨物。

自1793年8月1日起，巴城的華人“公堂”改為“公共事務處”，隸屬軍管會，其原有的公共管理職能被全部拆分；民事和刑事裁定權歸巴城警署和法院，稅收權劃歸巴城稅務總署，僅保留了婚姻及出生登記、道路橋梁公共工程、墳地分配等民政職能。另外所有人員均由軍管會發薪水，并根據季度工作績效發放獎金。至此，由荷蘭人人創立并延續了174年的“甲必丹”制度走向終結。

實際上華人甲必丹的出現，是西方殖民者在自己與華人群體之間設立的緩沖區，并通過其對殖民地進行竭澤而漁的經濟掠奪。甲必丹的主要責任就是直接與商業行為掛鉤，通過包稅制，為殖民地建立賴以生存的財政基礎。

趙新取消了“甲必丹”制度，也就取消了“包稅制”，同時還打破了東南亞地區以經濟地位的高低去選擇任命官員的標準。也正是從此開始，顯赫的華商和大規模土地所有者失去了對城鎮公共事務的壟斷控制權，取而代之的則是農會、工會和商會。

這里先說一下農會。畢竟十八世紀無論是東南亞還是中原內陸，農業才是經濟的主要構成。

在地方上建立農會并推行《農會法》，是趙新和陳青松等人醞釀了很多年的一件大事。考慮到爪哇島在土地面積、華人數量、人員結構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巴城并沒有完全照搬北海鎮的《農會法》，而是在經過了長達兩年的前期調查后，單獨制定了一套與內陸地區完全不同的行政條令。趙新打算將來在北海鎮所屬的東南亞各地都采用這一制度。

簡單來說，巴城農會在現階段的主要目標就是推廣新型作物和牲畜、經辦農技和養殖技術推廣、農畜產品供銷以及強制農民儲蓄等有關農業的一切事。農會在組織架構上采取三級制，以對應北海鎮在東南亞的總督區、行署、鄉村的三級行政體系，同時農會的法人由對應的北海鎮行政主官兼任，由此便將北海鎮的政府管理觸角深入到了種植園和鄉村。

在農會代表的選舉上，首先是由各種植園單獨召開農事小組會員大會，選舉小組長副組長各一人及出席農會的會員代表，推薦理、監事候選人；再舉行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理、監事；最后成立理、監事會，由理事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從會員代表中選舉總干事。

根據官方條例，只有直接從事農牧業生產的人才能成為農會會員。所有成員須繳納入會費--10北海元，之后每年5元。掏不出這個錢的可以由軍管會先行墊付，等獲得收成后再行扣除。華人農民當然不想交，可問題是不交錢就進不了農會，不進農會就拿不到新作物種子，收獲后農會也不負責購銷。

為了解決農會在成立初期經費不足問題，趙新通過軍管會一次調撥五十萬北海元，在巴城成立了一家專為農會成員員服務的信用部，也就是專門為農民服務的金融部門。除了向農民提供借貸，用于購買種子、工具、化肥外，還提供了存款和代收稅費的服務。

他打算以后農會盈利擴大后，便將宗族管理、農民的文化教育福利和健康保障這些都甩到農會去，北海鎮的官方只在總督區一級的監事會層面保持存在，以對整個地區的農業作物種植方向進行指導。

趙新現在每天忙的一分鐘恨不得掰著過，再也沒時間去海邊當什么草帽小子了。在大刀闊斧的對爪哇社會進行經濟政治經濟改革的同時，他還和鎮守膠東的孔紹安頻繁聯系，隨時關注著膠東的土改運動。

膠東四縣從去年搞的工作隊下鄉其實是卓有成效的，各地軍管會得到了大量的一手數據，基本上掌握了各縣各鄉的土地情況，對各家農民的富裕貧困度也做了分級。然而后面就沒那么簡單了。

孔紹安在得到數據后，一開始想的是要在十八世紀的中國來一場土改風暴，然而他很快就陷入了糾結；膠東地區雖然土地貧瘠，可因為海貿發達，文教興盛，絕大部分地主并不是什么土豪惡霸，很多人在接觸后讓工作隊感到無從下口。

其次就是因為沒有遭受外來文明的沖擊，民眾心態也談不上渙散。這年月的膠東老百姓都挺淳樸的，談不上有多少苦大仇深。雖然鄉村十分貧困，但儒家的“忠孝仁義”依舊是人們思想的主流。再加上北海軍打仗總是攻勢凌厲，清軍一觸即潰，鄉村也沒遭受戰火荼毒。所以對他們來說，天下換個政權就是換個皇帝，而自己依舊是種地納糧。

好吧，憑借超前的軍事裝備和技術，使得北海鎮不需要動員一支浩浩蕩蕩的百萬大軍就能打敗滿清，因此也無須通過土改風暴來獲得大批兵員去贏得軍事斗爭的勝利。

因為有了這個本質上的不同，想通過對鄉村地主士紳的斗爭，提升為對舊有統治階級的顛覆就不太行得通，于是地主階層也就無法成為與新政權對立的罪惡符號。孔紹安要是真想來場跟另一個時空那樣的土改斗地主的運動，很可能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嚴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