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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龍元年初，太初宮上的圣人攥著一封奏書，紙張發出細微的摩擦聲。他眉頭緊鎖，無神地盯著殿門外一片光亮。

殿內群臣鴉雀無聲，一些體態魁梧平日粗聲出氣的武將更是屏住呼吸，不耐煩且不安定地輕擺著身體，宦官和宮女全身上下只有眼球在慌張地環視四周。

圣人長吁一口氣，從才坐穩數月的龍榻上，略微直起身，把奏書扔在一旁，手重重地拍在奏書上，群臣中傳來腳步后退的窸窣聲。

“文武群臣之中，此時仍有武周前嗣圣年，朕那時在位，就立于朝堂之人。復位以來，唯爾等所奏此一事，遲遲卻不可定下，整日在這明堂爭執不斷。如今五月將近，朕問問諸位卿家，如今之事，到底幾時才有結果！？”圣人已過天命之年，聲音一如被長年軟禁時的虛弱，卻字字咬于齒上。

奏書中所述一事，乃自“神龍兵變”后，五王助圣人登基，紛紛進言：愿以武周之終為大唐之始，將都城回遷長安。

彼時張柬之、敬暉、桓彥范、袁恕己、崔玄暐五人，對東都形勢大有顧慮，前有京城長安玄武門之變，后有神都武周代唐，數宗奪權慘案皆生于內部。

而五人所想到的應對辦法，則是還都，原因有三。

其一為大唐由高祖始建于長安，而后因高宗朝，武后心有以周代唐之意，才設洛陽為陪都，后稱帝遷都，定“神都”一名。論及大唐根基，依舊歸屬于長安。

其二則是東都內，各方勢力龍盤虎踞，尤其武氏遺族仍在城中、朝中尚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凡事在東都，若離了武氏的支持，都難以施展拳腳。如若還都，此狀定能紓緩，之后再擇機慢慢將武氏手中權力釋下，亦不會如在東都一般，受到極大阻力。

其三——圣人之圣意，當今圣人誕于長安，繼位不足兩月便被廢為廬陵王，輾轉于均州、房州各地，過著顛沛流離的幽禁生活，如今復位，返回生身之所無可厚非，助圣人復位時，敬暉、袁恕己旁敲側擊地詢問過，以圣人之意，東都、長安都有何處討圣人歡喜。

圣人彼時只回一句，所言之意甚為明了，“東都洛陽，聽為落陽——日升為陽，為陽卻曰落。豈不祥之狀，難與‘長時于安’之長安同日而語。”

當時在場的只有即將成為皇后的韋氏，她雖未言語，也未見何神情，但眼中輕蔑。

此后，還都長安一事幾乎日日在明堂之中提及，諸臣對還都與否、何時還都等疑問爭執不下。

在紛爭中，五王才知那一日韋后眼中為何意——此時她饒有興致地坐在龍榻右側，雖煞有介事地拉了一塊半透紗簾，可在諸多朝臣看來，那紗簾似比圣人還要惹目幾分。

圣人本意自然是盡早返回長安，可身旁的韋后并未全然同意。

在輾轉于各地，漫長的流徙之中，那時唯有韋后相伴圣人左右，因此在復位的第一時間，圣人毫不猶豫地將她立為皇后。

明面上，許了一個正位予韋后；誰曾想，暗里，韋后卻希望同武后那般，在朝堂之上攝政，而對韋后多有依賴的圣人，亦有意與她共治大唐。

眼下只拿還都長安一事而言，圣意已決，但最終定論的人，卻是韋后。

以武后一生為例，先是隨高宗聽政，后二圣臨朝，再后，就是取而代之了；而韋后此時之舉，又有何不同，朝內當堂聽政議政；朝外伙同武氏，暗結一眾朝臣，雖未有謀逆之實，可司馬昭之心盡顯無疑。

而要緊的事何止這般，圣人的默許才是五王一方百思不得其解之處。

由此，兩方在明堂之中爭的又如何僅僅是還都長安與否，而是在搶奪位置——還唐之后，哪些人將真正站上大唐的頂點。

圣人怒問一句“究竟幾時有結果”，看似是對糾纏已久的同一問題表達不滿，實則正在坐山觀虎斗，曾今的母親武后以他庸于“無為而治”，廢黜他；如今眾臣有知他意者，卻無法將他意化為現實；悖他意者，因是自己親屬、貼己之人，又不可隨意處置、屠戮。

因此，一切又歸于彼時之“無為而治”，凡事相爭，終有結果，何必自己以國君身份，置身于某一派，費那功夫。

諸臣立于朝堂，相互爭執，都城歸屬遲遲懸而未決，分歧有三：其一在于，東都、長安各自皆有利弊；其二在于新朝當立，百廢待舉，舉城遷徙，其中花費人力物力及時日，皆不可估量；其三即所謂“民意”，城中臣民或有愿隨圣駕，離東都往長安的，為顯皇恩天賜，攜他們同往也是理所當然，可如何界定這些人的身份，之后如何安置，則又成了一個難題。

圣人假意怒問后，百官再無人言語，圣人正欲再次開口，身旁紫色紗簾內傳來一聲輕咳之后，簾內吟誦起一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