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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駕的《雨晴》詩，在晚唐諸多詩篇中并不算上等佳作，以詩趣清新盎然而稱。

難耐詩興動筆修改的也不止上官婉兒一人，還有一個名氣要比上官婉兒包括原作者王駕更大的，那就是北宋名相王安石。比較巧合的是，上官婉兒與王安石的改作居然頗有相類。

這雖然有巧合的成分，但也不算是什么小概率事件，二者所以改詩有一個原因便是都看重詩文格律。當下詩歌格律還沒有正式形成，上官婉兒的祖父上官儀乃是律詩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秉承這一點家傳意趣，上官婉兒對詩歌格律有比較嚴格的追求也屬正常。

王安石生活的北宋時期，詩歌格律已經完全成熟，在宋人看來，絕句就是律詩的一部分，所謂的“絕”，即就是“截”。絕句前聯對偶，那就是截了律詩的后半部分，后聯對偶那就是截了前半部分，兩聯都不對偶便是截了律詩的首聯、尾聯，絕句不再是一個單獨存在的詩歌體裁形式。

至于唐人所言絕句，則是繼承于南朝。南朝以兩句為一聯，兩聯為一絕，這便是絕句的由來，又稱為聯絕。

唐人詩歌成就雖高，但是在藝術技巧方面，必然是一個逐漸豐富與成熟的過程，后世肯定是要豐富過前世，這也是文化不斷的發(fā)展與下沉的趨勢脈絡。

到了明清時期，技巧上肯定更趨成熟，所以討論文化，大不必捧古諷今。唐朝是詩歌開創(chuàng)期，構建高屋框架，因是氣魄雄壯，后世則在此框架下不斷的添磚加瓦，這才共同構成詩歌廣廈。

后世詩歌雖然少有新的領域開創(chuàng)，但是文學體裁也豐富起來，明清小說的藝術高度又遠遠不是唐傳奇能比得上的。

詩歌是唐人日常文娛消遣之一，后世講到上單、打野這些概念，唐人也懵啊。時代不同，不必放在一個標準去討論優(yōu)劣。更何況藝術的高低，也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去評判。

比如王安石所改雨晴詩，有的選本就稱語工意足，了無鑱斧之際，有的選本則稱改成了蠢詩，即非品金，卻被王安石點成了鐵塊。品詩是一件私人化、情緒化的事情，個人感受如何，占了極大比重。

詩文創(chuàng)作之中，格律是咬文嚼字的游戲規(guī)則，《雨晴》是一首有著獨立感觸與意趣的詩作，當以規(guī)則套用其中，改詩者又不能完全體會原作者的心境意趣而只是追求恪守規(guī)律，斧鑿之間匠意趨同并不奇怪。

上官婉兒能與王荊公巧于同工，倒是不負才女之譽。

當然，在鄭金道聽途說的轉述中，并沒有完全還原太后武則天針對這首詩的點評。

否則李潼所關注的重點將不再會是上官婉兒才高與否，而是心驚于武則天對原詩作者心境領會之敏銳洞察，這簡直就是觀皮洞骨、近乎妖孽的天賦！上官婉兒也算心思細膩，王安石則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可是在這方面，他們與武則天相比都是相形見絀。

對于《雨晴》詩歸于上官婉兒名下，李潼并沒有多少失望，他腦海中佳篇無數，也不差這一首揚名。

只是通過這一件事，更認識到上官婉兒的性格，特別在面對武則天的時候，真的是小心翼翼、戰(zhàn)戰(zhàn)兢兢，唯恐失意，對太后的敬畏可謂是深入到了骨子里。

在這種極端情緒的支配之下，連這樣一件小事都要選擇隱瞞而非坦陳相告。

這種因恐懼而做出欺瞞舉動的現象，也顯示出武則天那恩威交加的御下手段并非全無漏洞，因為本身過于強勢，反而不能確保所接收的訊息都是真實的，特定時刻或就會有利用價值。

不過眼下李潼也想不到該怎樣利用這種現象，只是暗記在心里，伺機而動，未來或會產生什么以小博大的妙用。

禁宮幽居的生活，單調且乏味，特別對于經歷過后世資訊、娛樂都無比發(fā)達的李潼而言。起居行動都被限制在這一座宮院中，娛樂活動完全沒有，人際關系異常單調。

魂穿一千三百多年所帶來的新鮮感逐日喪失，心中的枯燥感也如雜草蔓生，無從遏止。如果不是李潼本來性格就有幾分恬淡咸魚，在這種逐漸堆積的枯燥寂寞逼迫下，怕是也要如李守禮一樣，每天做出許多刺激的作死舉動，只求能給生活帶來一點不問好壞的變化。

當然，變化也不是沒有。比如站在仁智院往南看，可以看到那高聳的明堂構架正在每天拔高，雖然比不上后世機械大用的建筑速度，但是考慮到在一切人工的情況下，這效率也實在堪稱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