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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會一致通過了由吳委員和林樓共同起草的新憲章,并按照國際建筑師大會的慣例將其命名為《芝加哥憲章》,《芝加哥憲章》總結了百年來建筑發展的歷程,并在剖析和整合20世紀的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成就與問題以及各種新思路和新觀點的基礎上,展望了21世紀建筑學的前進方向。
這一憲章被建筑界公認為是指導二十一世紀建筑發展的重要綱領性文獻,標志著吳委員和林樓的廣義建筑學與人居環境學說,已被全球建筑師普遍接受和推崇,從而扭轉了長期以來西方建筑理論占主導地位的局面。
此時《廣義建筑學》各種語言版本的翻譯工作已經完成,行動迅速的出版商也把成書帶到了現場,大部分參加會議的建筑師都買了兩本,一本自然是中文原版的,而另外一本則根據他們所在的國家選了英文版、法文版或者日文版的。
不少人甚至還拿著書過來找吳委員和林樓簽名留念,并感謝他們為未來建筑和城市規劃的發展指明了道路。
等他們載譽回國之后,同樣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和媒體的爭相報道,在普通人眼里,可能覺得這次只是發言而已,又沒有領取什么獎項,似乎并不太重要;但是在業內人士看來,這次演講要比林樓獲得普利茲克獎更有意義。
林樓獲獎只是對他過去杰出工作的表彰,只是他個人的成就而已,而《芝加哥憲章》的通過則意味著西方世界對建筑理論的壟斷已經被打破,中國的建筑師已經有了彎道超車的機會,這可是集體的勝利。
其后的報道和表彰自然是少不了的,但是林樓接連兩次在國際上取得巨大的成績,也讓一些人陷入了煩惱之中,在中科院的會議室里,一群人皺眉看著手上的資料,許久才有人發問,“那么,咱們到底要不要把林樓加到候選名單里面去啊?”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中國科學院也隨之成立,并建立起學部和學部委員制,選出了各個學科的學部委員,其后1956年增加了一次;動亂結束之后,又在1979年開始了增補,1981年完成增補工作,共新增283名,學部委員總人數達到了400名,吳委員就是在這時候進入中科院擔任學部委員的。
此后由于在學部委員改為院士這個問題上的存在分歧,學部委員的增選工作也停止了;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之前那些學部委員的年齡越來越大,老齡化問題愈加嚴重;到1990年的時候,322名學部委員的平均年齡已超過75歲。
于是錢三強向政務院寫信提出增選學部委員的請求并獲得通過,決定新增學部委員約200人,同時為了保證符合條件的優秀中青年科學技術專家進入學部委員的行列,“增選辦法”規定,在各學部的正式候選人名單中,年齡在60歲以下的應不少于三分之一;還批準今后增選每兩年舉行一次,逐步制度化、規范化,計劃到2000年,學部委員總人數不少過750人,并將學部委員改為院士。
如今正處于新院士候選名單的推薦、初選和審核階段,經過300余位學部委員和43個政府部委、26個省市自治區,共169個研究單位、181所高等院校以及近100個一級學會的推薦和初選,遞交上來上千人的名單,由他們進行審核,選出有效候選人,然后從這些候選人里選出最終的新增院士名單。
其它的候選人之中雖然也有一些爭議,但都沒有這個名字給大家帶來的爭議大,他們就這個人選的問題已經討論很久了,但依舊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
“我還是那個意見,既然咱們的評選標準里面已經明確要求,只要是在科學技術領域做出系統的、創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貢獻,熱愛祖國,學風正派,具有中國國籍的研究員、教授或同等職稱的學者、專家,即可被推薦并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那么就應該按照規定來!”
“林樓雖然年紀小了些,但早就已經是世界頂尖的建筑師、規劃師了,不僅有多項重大作品,而且寫了許多學術專著、高質量的論文,為我國建筑、規劃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前不久更是獲得了建筑領域的最高獎項——普利茲克獎,又在國際建筑師大會上發表了綱領性的演講,引導了未來建筑規劃領域的發展方向,這樣的人要是都不能入圍,那算怎么一回事兒?”一位力挺林樓的學者慷慨陳詞。
“對,就是,這就好比有位學者拿到了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生物醫學獎,這種級別的科學家都不是院士的話,我們這些人當著還有什么意思?”有人表示了支持。
“話也不是這么說的,就算拿到了諾獎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們的要求吧?而且普利茲克獎和諾貝爾獎還是有區別的。”也有人表示了反對,他這話聽著似乎很讓人驚訝,但也不是沒有道理,因為諾獎表彰的是某項突破,而不是為獲獎者的綜合能力進行背書。
中國現在還沒有諾獎得主,暫且不說,光看國外的話,拿過兩次諾貝爾獎,死后安葬在先賢祠的居里夫人,沒有入選法國科學院院士。據說居里夫人沒當選院士,是因為科學院認為她學問不夠。提取和發現鐳和釙,其實也跟燒爐子一樣,沒有太高的技術含量。
再看日后,從2002年到2016年,一共有六位美國諾貝爾物理獎的獲得者都不是美國科學院院士;發明藍光led的中村修二,同樣不是日本科學院的院士;中國的屠呦呦女士也是如此。
無可否認,從中村修二再到屠呦呦女士,他們都對人類的科技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就有絕對的資格當選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