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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闈案發時，南方尚不穩定，沿海鄭成功、張煌言等抗清勢力依舊活躍，而江南士子與他們有著盤根錯節、千絲萬縷的聯系。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順治皇帝之前是何等欣賞方拱乾、方玄成父子的文學才華，只要有更大的利益可圖，一時的優遇瞬間就能化作塵土。正因為如此，盡管方拱乾有憑有據作了辯白，但其子方章鉞還是立即被刑部逮捕，鎖鏈加身，從江南踏上了前往京師受審的路途。其實到了這個時候，人們應該已經可以看到，無論江南新進舉人是不是真的作弊，部分人的結局必將是悲慘的。江南歷來為財賦重區，“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尤其是清朝初年，天下甫定，皇帝需要嚴厲懲治，殺一儆百，一是警告那些敢與抗清勢力有關聯的江南人士，二是警示、馴服所有的漢族士子。剛好，北方大臣劉正宗發動的新一輪荼毒南方士子的黨爭完全遂了他的心愿。

轉眼到了順治十五年（1658），先是正月十五日順治皇帝親自主持順天闈中舉考生復試，取中一百八十二名，只有八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舉人。正月二十四日，順治皇帝最寵愛的皇四子病死，出生不足百日，連名字都還沒有來得及取。眼見愛妃董鄂妃悲痛欲絕，皇帝的目光一下子變得呆滯了許多。

到了二月，朝廷大員陳之遴等人結交通賄大太監吳良輔（在協助順治皇帝肅清多爾袞親黨勢力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東窗事發。順治皇帝鑒于明朝太監擅權亡國的教訓，曾設立鐵牌，宣稱太監如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托內外衙門、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處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處死，決不姑貸。陳之遴因此被立即革職，家產籍沒，與父母、兄弟、妻子一起被流放盛京，之后死在戍所。而吳良輔作為此案的核心人物，犯了太監干政的大忌，不但受到順治皇帝庇護，沒有被凌遲處死，還恩寵不衰，繼續作威作福，后來更是作為心腹代替順治皇帝出家為僧。由此可見，南方大臣陳之遴的倒臺不過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既是北方大臣劉正宗等人從中推波助瀾，也有順治皇帝本人的意愿在其中。陳之遴走了，朝廷再沒有人能出面為南方士子說話。

就在這個時候，掌河南道御史上官（崇禎十六年進士，山西翼城人?！肚迨犯濉分杏洖樯瞎巽C，實為誤作）奏參江南同考官舒城縣知縣龔勛出考場后曾被考生羞辱，事情可疑。又上奏說：“江南新榜舉人，嘖有煩言，應照京闈事例，請皇上欽定試期，親加復試?！表樦位实哿⒓磁鷾?，打算復試江南舉人。但此時參加江南鄉試的舉子大多已經回鄉，于是各府縣出動人馬，到處拘索，擾攘四方，動靜極大，很是費了一番工夫。這些已經金榜題名的江南舉子，“師生牽連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數千里外鋃鐺提鎖”，剛剛還志得意滿，轉瞬天降橫禍，“家業化為灰塵，妻子流離”。

這批命運多舛的舉子中，就有之前提到的江南才子吳兆騫。他跟方章鉞一樣，參加了順治十四年丁酉科江南闈鄉試，并順利中舉。本來江南闈發榜后，滿城風雨，關于主考官通同作弊的謠言滿天飛，一些考生還趁機鬧事，但吳兆騫本人自負才高，兼之順利登榜，也沒有太把這些流言當回事。倒是他的好友尤侗憤憤不平，寫了一出《鈞天樂》的雜劇，影響極大，連遠在京城的順治皇帝都找來《鈞天樂》的刊刻本認認真真地讀了。后來方章鉞被刑部派員役逮往京師，吳兆騫一度憂心忡忡，但那也是出于對朋友的關切，完全沒有想到自己也會卷入其中。因而，當如狼似虎的官差來逮捕他時，雖是復試的名義，他卻不由得不惶惶然了。

由于順治皇帝要親自復試，江南舉人都要被押往京師，吳兆騫也在被押送北上之列。此時正是初春季節，草長鶯飛，尤其對從未到過北方的吳兆騫來說，是難得的經歷?？上?，在刀棍之下，前途未卜，再美的風景也無心欣賞。半路上，他寫了一首詩：“自許文章堪報主，哪知羅網已摧肝。冤如精衛悲難盡，哀比啼鵑血未干。”語調委屈凄楚，悵恨報主無門。正是因為這首詩，吳兆騫的人格后來受到了懷疑。

江南舉子到達京師時，兩江總督郎廷佐的調查結果也出來了，一共舉報了八名舉子“顯有情弊”，其中包括方章鉞在內，不過并沒有吳兆騫。順治皇帝立即下令逮捕這八人。但有個名叫程度淵（出自著名的安徽徽州歙縣槐塘程氏，程氏既是當地望族，也是富甲一方的鹽商）的舉子在逃，大概是確實有作弊事實，情知不妙，已經搶先逃走。

三月，順治皇帝照順天闈的例子，親自復試了江南舉人。這次地點不是太和門，而是瀛臺，順治皇帝親出的考題就叫《瀛臺賦》。瀛臺位于西苑中海之中，明朝時稱南臺，清朝順治時因其三面臨水，如海中仙島，改稱瀛臺。此處波光蕩漾，垂柳依依，風光迷人。然而，參加復試的舉子卻一個個失魂落魄、戰戰兢兢。也難怪如此，復試的環境極好，復試的氛圍卻極度壓抑。清人李延年在《鶴微錄》中描述說：“試官羅列偵視，堂下列武士，鋃鐺而外，黃銅夾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而每名舉子身邊還各有兩名護軍監視，持刀相向，如臨大敵。這哪里是復試的樣子，分明是要興師問罪，是以與試的舉人無不嚇得“栗栗危懼”。

瀛臺復試結果，武進舉人吳鳴珂成績優異，被取為第一名（解元），準予參加當年的會試；汪溥勛等七十四人通過考試，仍準做舉人，但不得參與本科會試；史繼佚等二十四名，也算通過考試，準做舉人，但“罰停會試兩科”，要到六年以后才能再次參加會試；方域等十四人因文理不通被革去舉人功名。本來詩名已經傳遍京城的吳兆騫則再次聲震京師，這次不是因為他的才華，而是因為他竟然在瀛臺復試中交了一張白卷。

關于驚才絕艷的江南名士吳兆騫為何會交白卷，時人說法頗多。有人說吳兆騫恃才傲物，不滿清廷所為，不愿意在刀棍威逼下為文，故意如此。還有人說吳兆騫并沒有那份傲骨，他其實是真的被嚇倒了，所謂“書生膽小當前破”，刀槍環顧下，驚魂不定，“戰栗不能握筆”。但無論如何，一張白卷，令吳兆騫被認定當初鄉試時有請托作弊的嫌疑，迅即“享受”到與方章鉞等八名被舉報有作弊行為的舉子同等待遇，被逮捕下獄，交給刑部審訊。

江南舉人復試告一段落后，順治皇帝于四月了結了順天科場案，將四十名已經判了死刑的案犯改為流徙尚陽堡。傳說順治皇帝此舉有為重病中的愛妃董鄂氏祈福的意思。

關于董鄂妃的身世來歷，有許多說法：有人說她就是秦淮名妓董小宛，被擄進宮，為掩人耳目，冒稱為董鄂氏；而其夫江南名士冒襄為免殺身之禍，不得不詭稱董小宛已經病死。也有人說她本是旗人，為順治皇帝之弟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福晉。

不論真實情況如何，姿容絕代的董鄂氏自入宮后便寵冠后宮，順治皇帝的五位蒙古后妃全部失寵，這當然引起了孝莊太后的警惕。孝莊太后出身蒙古王族，滿蒙聯姻素來是清朝加強與蒙古關系的關鍵紐帶，順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便是政治聯盟的產物，為孝莊太后的親侄女（蒙古科爾沁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女）。但結婚僅兩年，順治皇帝便不顧母親面子上難堪，以夫妻二人志意不協調為由，堅持將皇后降為靜妃，改居側宮。此諭旨下后，北方大臣核心人物馮銓和南方大臣首腦陳名夏難得地采取了相同的口徑，相繼上疏，表示皇后“母儀天下”，關系甚重，不能輕易廢棄，懇請順治皇帝深思詳慮，慎重行動。他們還舉例說：漢光武帝、宋仁宗、明宣宗雖然都是賢主，但均因廢掉皇后而受到批評。結果，順治皇帝接到奏疏后勃然大怒，聲言自己此舉是廢掉無能之人，嚴厲斥責上疏大臣不關心國家政務，反在無益之處沽名釣譽，“甚屬不合”。盡管有孝莊太后和蒙古王族的支持，諸大臣還是未能說服順治皇帝，他的任性、偏激、妄為由此可見一斑。

順治皇帝是清朝入關后第一位統治中原的皇帝，他幼年即位，受到母親孝莊太后的嚴格管教，而朝政大權長期為其叔攝政王多爾袞把持。順治皇帝成了擺設不說，還不得不有意縱情于嬉戲游樂，以為韜晦之計，避免受到多爾袞的猜忌。在這樣險惡政治環境下長大的順治皇帝，心理極為扭曲壓抑。多爾袞病死后，他終于取得了大權，立即表現出暴躁刻薄的性格，開始恣意妄為，完全憑自己的意志決定許多事情，全然不為大臣的意見所左右。

如同其他八旗親貴一樣，順治皇帝自小形成了縱情聲色的惡習，好色淫縱，即使在結婚之后，“人們仍聽得到他在道德方面的過失”（傳教士湯若望）。不過，自遇到董鄂氏后，順治皇帝突然起了驚人的變化，惡劣脾性大為收斂。他仰慕漢族文化，而五位蒙古后妃均目不識丁，彼此自然沒有什么共同語言。董鄂氏卻“不用金玉，誦《四及《易》”，又精通書法，與順治皇帝志趣相投。順治十三年（1656）八月二十五日，順治皇帝力排眾議，冊封新入宮的董鄂氏為賢妃。當年九月二十八日，即晉為皇貴妃。才一個月的功夫，董鄂氏便由妃子升為地位僅次于皇后的皇貴妃，升遷速度之快，史所罕見。不僅如此，當年十二月初六，順治皇帝還特意為董鄂氏舉行了隆重的冊妃典禮，并下詔大赦天下。終清一朝，這是唯一一次因冊立皇貴妃而大赦天下的例子。

董鄂妃溫婉賢淑，對政治并無興趣，但由于皇帝對她的寵愛，她的一舉一動給清初政局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當她生下皇四子后，順治皇帝更將她們母子捧到了天上，并一心要立皇四子為太子。倘若真是如此，董鄂妃之子將來為皇帝，董鄂妃將來就是皇太后，勢必對滿蒙貴族間的政治關系構成威脅。孝莊太后從長遠的利益著想，決意置董鄂妃于死地，但以她的老謀深算，自然不會明目張膽地下手。她有意在董鄂妃剛剛生產之時，宣稱“圣體違和”，養疴于南海子，并要后妃們隨身伺候。董鄂妃不敢悖旨，被迫拖著極度虛弱的身子前往南海子，沒日沒夜地侍奉太后的寢食，經過一番折騰，健康狀況急劇下降，很快就“形銷骨立”。不久，董鄂妃的兒子早殤，不少野史記載說這名尚不足百日的皇子是被毒死的?；仕淖又缹Χ蹂拇驌羰侵旅?，她很快就倒下了，從此纏綿于病榻。

正因為董鄂妃的病情以及后宮復雜的矛盾，導致順治皇帝在順天科場案結案后沒有立即追究江南科場案?；实蹧]有心情，刑部自然也沒有太當回事，有意遷延觀望。

至于江南闈科場案的相關案犯，兩名主、副考官方猷、錢開宗自然脫不了干系。尤其是二人在離開京師前，順治皇帝親自召見叮囑，還弄出了這樣滿城風雨的事，死刑肯定是避免不了的。另外包括方章鉞在內的七名舉人（程度淵在逃），有兩江總督郎廷佐的調查報告，當然也是難逃處罰。剩下比較難辦的是吳兆騫，他被逮捕下獄是因為在瀛臺復試時交了白卷，按理該與另外十四個文理不通的考生一樣，革去舉人功名完事，不必再單獨立案審訊。然而他當場交了白卷，大大激怒了更年輕也更氣盛的順治皇帝，要深究之前南京鄉試時有沒有通弊嫌疑。問題是這位吳兆騫是名滿天下的才子，任誰都不會懷疑他會靠作弊中舉。最初，人人都以為吳兆騫最多不過被除名，最后還是無罪釋放，但偏偏有好事之徒在這個時候踩了他一腳。

之前曾經提到過江南有慎交社和同聲社門戶恩怨之爭，主持慎交社的吳兆騫曾與同聲社重要成員王長發有隙，王長發見吳兆騫被逮，趁機落井下石，挾嫌誣告。這就是后來吳兆騫父吳晉錫所說的“不意仇人一紙謗書，遂使天下才人，忽罹奇禍，投荒萬里，骨肉分離”（《歸來草堂尺牘》），以及吳兆騫子吳桭臣所稱的“詎知變起蕭墻，以風影之談，橫被誣陷，致使家門傾覆，顛沛流離”（《寧古塔紀略》）。當時得寵的北方大臣劉正宗“與慎交水火”（《清詩紀事》），也趁機在其中興風作浪。不過，盡管有王長發的告狀，有劉正宗的暗中支持，刑部審到最后，結論還是“審無情弊”，于是將吳兆騫與之前被告有通弊的七名舉人關在一起，打算最后革除功名了事。

順治十五年（1658）十一月，距離江南鄉試作弊案案發一年后，刑部將審實的結果上報順治皇帝，奏請將正主考方猷斬首，副主考錢開宗處以絞刑，同考官葉楚槐等人流配尚陽堡，被告八名舉人并吳兆騫革去舉人功名。處置結果是比照之前的順天闈科場案。

不料，在順天闈案中還網開一面的順治皇帝看到結果后大發雷霆，不但下旨將主考和副主考立即正法，而且將該場鄉試所有同考官共十八人（其中盧鑄鼎已死）均處絞刑，妻子家產抄沒入官。已經死去的同考官盧鑄鼎也沒有放過，其妻子家產也籍沒入官。同時將方章鉞、吳兆騫等八人革去舉人，責打四十大板后，流徙寧古塔，不但家產俱籍沒，父母、兄弟、妻子也令流徙寧古塔。

對于在逃的舉人程度淵，順治皇帝也不能容忍有漏網之魚，責成兩江總督郎廷佐和漕運總督亢得時盡快抓捕程度淵，倘若抓不到，郎廷佐和亢得時二人就有受賄作弊、有意買放的嫌疑，必須受罰。此諭一下，郎廷佐、亢得時后悔不該報上在逃的程度淵之名，但事已至此，只得出動兵馬，全力緝捕了。程度淵后來被抓獲，也一樣被流放。

順治皇帝突然一反常態，如此苛刻嚴厲，這其中自然有深刻的背景。其時，抗清勢力鄭成功在廈門大練水軍，活動頻繁，隱隱有北上之意。而江南不少反清志士聞風而動，大有里應外合之勢。這還只是外憂。其內，紅顏知己董鄂妃一病不起，盡管順治皇帝多方撫慰，承諾一旦董鄂妃再生一子，一定立其為太子，但董鄂妃的病情還是一日一日地沉重。而最令順治皇帝煩躁的還是宮中四處充滿了幸災樂禍且不懷好意的目光，包括他的母親孝莊太后在內。在內外交困的處境下，內心虛弱的順治皇帝決意大開殺戒，拿江南科考案來立威。不僅相關案犯受到了嚴厲處罰，刑部尚書圖海、白元謙，侍郎吳喇禪、杜立德等人也被順治皇帝遷怒，被認為審理江南科考案玩忽職守，冠以“讞獄疏忽”的罪名，予以革職或降級的處分。

至此，這樁轟動一時的江南科場案，在涉及南北黨爭、江南社事之爭、清廷有意打壓江南士子兼之宮廷內部爭斗的復雜背景下，最終以許多人的家破人亡落下了帷幕。

但丁酉科場案還沒有就此結束，南北闈科考案案發后，彈劾考官成了時髦之舉。刑科給事中朱紹鳳彈劾河南正、副主考黃、丁澎用墨筆填改考生筆跡，違反了考場規定，禮部也發現山東同考官袁英等人違犯成例而提出糾舉，另有舉報陜西考官唐賡堯批改試卷時也有違法行為。對這些官員，順治皇帝只是給以了革職的處理，沒有牽連其家屬，更足以說明其在江南科場案中大舉屠刀，是刻意針對江南士子。

順治十六年（1659）閏三月初三，吳兆騫、方章鉞以及方章鉞的父親方拱乾、兄長方玄成等一干人被同時押送起行，踏上了前往流放地寧古塔的艱難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