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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CT片來看，對沖傷明顯。顱骨骨折線連貫為線形，貫穿枕部，這樣的損傷必須是和有一定接觸面積的鈍物接觸才能形成，而且應該是經過了減速作用。”我說，“顯而易見，是傷者說了假話，他的傷不是被打的，而是摔出來的。”

說完，會議桌周圍的幾名法醫都點頭認可。

“既然這樣，那就不宜參照人體輕重傷鑒定標準進行傷情鑒定。”胡科長說。

其實這并不是在尸檢，而是在進行傷情鑒定會診。

傷情鑒定是法醫的另一項重要工作，這項工作的難度一點兒也不亞于命案偵破。一方面傷情鑒定牽涉糾紛當事人雙方的利益之爭，所以無論做出什么結論，總會有一方不服，會認為對自己不公，然后猜測說法醫有徇私舞弊的嫌疑。另一方面，因為很多損傷傷及內臟、骨骼，法醫不能像檢驗尸體那樣得到直觀的認識，而是要通過醫學知識、醫學影像學資料對活體的傷情進行診斷，并對照傷情鑒定標準進行鑒定。

省城的法醫實力很強，但是對于傷情鑒定也絲毫不敢怠慢，為了盡可能地保證鑒定結論的科學、客觀和公正，省城公安局法醫部門會利用地理優勢，定期邀請省公安廳、市檢察院的法醫共同對一些疑難的傷情鑒定進行會診，尤其是接近傷情鑒定標準線的傷情，通過集思廣益更能體現鑒定的透明和公正。同時，各部門的法醫也通過這種類型的會診工作，提升自己的業務素質、統一對傷情鑒定標準的理解度。

這一段時間，省城的傷情鑒定數量突然減少，疑難案件數也大大降低，所以這一次的會診工作只有這么一起案件。

案件很簡單，是兩個人發生糾紛，沒有其他的目擊證人。傷者報案的時候稱是行為人用磚頭砸傷了他的后腦勺，而行為人稱是傷者追逐他進行毆打的時候自己滑倒摔了個四仰八叉。于是辦案單位向市公安局提供了傷者的病歷材料，要求法醫解決致傷方式的問題。法醫簡單的一紙鑒定，卻可以分辨出這個案件中誰才是真正的“惡人”。聽上去很神奇，但是法醫的肩上擔負著千斤重擔。“不能放過一個壞人，也不能冤枉一個好人。”這是師父對傷情鑒定的解讀。

會診結束后，我和胡科長在辦公室里拉家常。胡科長是我工作前實習的帶教老師，如今一晃數年，他的鬢角也染上了白霜。

“最近案件好少啊，都有點兒閑得發慌了。”胡科長笑著說。

“我翻了你們的登記表，這一個月來，你們收了60起傷情鑒定，還閑得發慌？”我說。

“我們每年受理傷情鑒定都是1000多起，這個月才收60起，你算算是不是閑了很多？”胡科長掰起了指頭，“不過，咱省城有個規律，一旦傷情鑒定少了，就是要有難度大的命案了。不過最近好像還算平靜。”

不是我迷信，但是干法醫的確實忌諱這樣的話，雖然我也被稱為“烏鴉嘴”，但是烏鴉嘴的法醫絕對不止我一個。聽完胡科長的話后，我突然后背冒了一身冷汗，冷汗還沒消去，胡科長辦公室的電話就應景地響了起來。

胡科長接著電話，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從驚訝到凝重。掛了電話，他說：“真邪門兒，我這破嘴。”

“有命案？”雖然祈愿天下太平，但是聽說有命案，還是有一股沖勁兒涌上心頭。

“西郊城際鐵路高架下面的小樓，死了一對年輕夫婦，據說慘不忍睹。”

胡科長皺起了眉頭。

我拿出手機看了下日歷：“明天周末，不如我向師父匯報一下，我和你們一起出勘現場、偵辦此案吧？”

“那是最好不過了。”胡科長高興地說，“走，出發。”

省城不大，我們卻也開了40分鐘車才到達現場。一路上經過了繁華的市區，經過了寂靜的農田，又經過了一片破舊的村落，最后我們才抵達了現場。

和命案帶來的壓抑氣氛截然不同，這里看上去像一片世外桃源，初春時節花香四溢，旺盛的植物簇擁著綠化帶中央的3棟聯排別墅，我們剛剛靠近，就被大自然的芬芳籠罩了。

我繞著別墅的圍墻走了一截，問：“怎么會有人在這里蓋這么好的房子？

難道有內幕知道這里會被開發？離市區不近啊。”

“這塊地是一個小老板的，之前作為苗圃，后來這里蓋了高鐵高架，征了他的地，他也算賺了一大筆改行了。”轄區派出所民警說。

“他住這里？”我站在旁邊的一個小土坡上，看了看周圍的環境。別墅的周圍有近10畝地種著各種植物。苗圃的邊緣連接著剛才經過的那片破舊的村落，和小村的矮墻磚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小老板轉了行，這片苗圃就給了他妹妹打理，并且在這里投資了3棟聯排別墅，說是以后能開發起來的話就賺錢，開發不起來，也正好是自己家老人頤養天年的好地方。目前小老板自己倒不住在這里，他的妹妹和妹夫住在這里打理苗圃。”

“也就是說，這3棟別墅有2棟是空著的？”我問。

民警指著最西邊的別墅說：“是的。完全是空的，都沒裝修。只有這一棟簡單裝修了一下，小老板的妹妹柏長青兩口子住這里，也是隔三岔五地住，周末肯定是回市里的。”

我點了點頭：“柏長青是死者？”

民警說：“技術部門同志正在技術開鎖，您可以看看一樓臥室的窗戶。”

我戴上了現場勘查裝備，順著民警手指的方向走到了一扇裝著嚴實的防盜窗的窗戶邊，探頭向屋內望去。

窗戶上掛著窗簾，遮擋了一部分視線，但從窗簾的一角，隱約能窺見一只戴著銀白色手鏈的雪白的胳膊無力地癱在地上，手背上沾滿了血跡。從手臂上明顯的尸斑和屋內發出的腐敗的臭味看，我們確實沒有必要強行破門搶救了。

我看了看正在開鎖的民警，又退了回來，問派出所民警：“什么情況？”

“3天前，25號下午，在外地做生意的柏老板給他的妹夫周方打了電話，問了一些苗圃的情況。周方稱自己摔了一跤，腳踝骨折脫位，已經臥床一周了，他說等到26號上午再讓柏長青給她哥哥打電話說說苗圃的事兒。”

“26號，她沒有打電話是吧？”胡科長插話道。

“是的。”民警說，“柏老板打電話過去的時候，電話無法接通。柏老板說柏長青從來不會關手機，更不應該無法接通，就叫他在省城公司的秘書開車過來看了一眼。秘書發現門是從外面鎖好的，恰巧26號是周六，小夫婦應該回城了，所以也沒在意。秘書回到城里他們的住處，發現也沒有人開門，就向柏老板反饋了消息。柏老板一直忐忑不安，打了3天的電話，一直是無法接通的狀態，今天又差了秘書過來看。秘書來了發現門依舊和3天前一樣是鎖著的，就從一樓的窗簾縫里往里看，發現了一只死人的手。”

“鎖打開了，這鎖真是難開，好鎖啊。”剛剛聽完案件前期情況，開鎖的民警的聲音就響了起來。

胡科長和我一起走到了別墅的大門口，看見兩名民警拿著一只造型別致的掛鎖，正在擦著頭上的汗：“這種防盜門真是安全，有暗鎖，還有掛鎖。這種掛鎖是和這類防盜門配套的，出門時可以掛在外面加一層鎖，晚上在家可以掛在門里面鎖上。”

“你是說，這個鎖肯定是死者家里的了？”胡科長說。

是的，完全可以確定。”

“那就請你們用勘查踏板先進去看看吧。”胡科長轉頭和站在一旁的痕檢員說。

省城市公安局盡是訓練有素的現場勘查員。痕檢員麻利地挎上勘查踏板，一步一放板，很快就進入了現場的臥室。不一會兒，痕檢員沿著擺好的勘查踏板走出了現場，一臉沮喪地說：“已確認，兩名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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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科長臉上的肌肉抖動了一下，為自己剛才在辦公室的話而感到后悔：

“早上不該說不該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