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景之月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網www.autocad360.cn），接著再看更方便。

李善長的弟弟李存義雖然和胡惟庸有姻親的關系，但是，并沒有把李善長牽連進來，只是貶斥了李存義而已，但是，李善長不知是什么緣故居然沒有謝恩，這讓朱元璋老大的不快活，聯系到洪武初年李善長的種種驕橫的做法，朱元璋準備對李善長動手了。

對付李善長這樣的功臣第一，自然不能向對付胡惟庸那樣簡單，偏偏李善長因為建造府邸的緣故向湯和借了三百人使用，讓湯和給告發了，善長又給丁斌求情，這讓朱元璋抓住了把柄，用嚴酷的刑訊逼供丁斌，得出了李存義奉了胡惟庸的口信請李善長加入謀反同盟的所謂的證據，還有李善長不舉報胡惟庸勾結倭寇的旁證，總之，一個家奴居然把主人在密室內說的話都舉到了御前。

朱元璋這樣才從容的下命令說：善長元勛國戚，知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然而，還是不殺善長，直到有司說星變，需要殺大臣消災，于是，善長為了朱元璋做了最后一次貢獻，全家七十多口人同時被殺，李善長時年已經是七十七歲的人了，賜死給予全尸，算是朱元璋對這位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予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的“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勛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的多次稱之為“賽蕭何”的最大的功臣的酬勞。

整個案件看，這一切似乎是因為胡惟庸的謀反案。對于這件案件，《明史》記載，李存義父子是這樣供認的：胡惟庸想造反，便使親家李存義去游說李善長，李善長起初大驚，說這是滅九族的勾當啊。不久胡惟庸又派李善長的老友去勸誘，說事成之后當封其為王，善長“不許，然頗心動”。后來胡惟庸親自出馬，善長“猶不許”。過了一段，胡惟庸又讓李存義去勸說兄長，李善長嘆了一口氣說：“我老了，等我死后，你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眱H此似乎還不足定案，很快，在李善長家的幾個奴仆，也紛紛告發李善長和胡惟庸的陰謀?！按竽娌坏馈钡淖锩K于成立，有意思的是連老天也示意李善長該死了，《明史》上說，李善長剛剛定罪的時候，星相學家“言星變”，卜了一卦，說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須知，因天象的異變殺人，也是中國歷史上的老譜，唐末時，一個依附軍頭的權相，就是以這種理由來清除他不喜歡的二十多位同僚的，結果“朝班為之一空”?，F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厭之的份兒上，還有何說？皇帝當年親賜的那個可以免二死的“鐵券”，也成了一張廢紙，……

總體來，李善長似乎也可以的定上被“謀反”的罪名，但細心人一看，卻是不然，這一切，很容易讓人忽視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李善長的封賞。

第一次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朱元璋自立為吳王，拜李善長為右相國，時猶承元制尚右。李善長明習故事，裁決如流，又擅長辭令，朱元璋有所招納，往往由他代草。幾次大的戰斗如西克江州（今江西九江）、兩平洪都（今江西南昌）、援安豐（今安徽壽縣南、安豐塘北）、討廬州（治所在今安徽合肥）、下武昌，都由李善長留守，將吏帖服，居民安堵。前方戰事頻起，命將四征，百萬供給，皆由李善長轉調。又請征兩淮鹽稅，立茶法，皆根據元制而去其弊政。不久復請制錢法，開鐵冶，定漁稅，“國用益饒而民不困”。

吳元年（1367）九月，平吳，論功封李善長宣國公，改官制，尚左，以為左相國，賞賜無算。時懲元縱弛，頗用重典，法律有三條關于“連坐”的款文，李善長建議除大逆以外皆免之，朱元璋遂命他與劉基等裁定律令，頒示中外。不久，李善長又率群臣上表勸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稱帝后，命李善長為大禮使，定追封祖、父及冊立后妃、太子、諸王等事宜。置東宮官屬，李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余仍舊。不久，又上奏定六部官制，議官民喪服及朝賀東宮儀式。監修《元史》，主編《祖訓錄》、《大明集禮》等書，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岳瀆神祗名號、封建藩國及功臣爵賞，存恤國初都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無后者之父母妻，禁淫祀?？傊?，明初國家草創，百廢待興，各種典章制度，事無大小，皆由李善長和劉基、宋濂及其他儒臣共同商量、斟酌制定的。

第二次，在洪武三年，封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子孫世襲；予鐵卷，免二死，子免一死?！?

如此大的封賞，可以看出在洪武一朝，李善長是位極人臣，這樣的榮耀，的確沒有謀反的理由。

年至古稀，77歲高齡的李善長真的會造反嗎？這個疑團沒等到今人來破解。就在李善長被處死的第二年，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寫了一份《論韓國公冤事狀》，為李善長鳴冤。上書開門見山地寫道：“善長和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勛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藉令欲自圖謀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愛自己的兒子必然超過兄弟的兒子，這是人之常情。安定地享受著萬全富貴的人，必不會懷僥幸之心去追求那可能性只有萬分之一的富貴。李善長與胡惟庸是子侄輩之間的親戚，而他與皇上卻是親子女之間的親戚。假如他輔助胡惟庸謀反成功，也不過是功臣第一人，難道還會比今天更加富貴嗎？況且李善長難道不知道天下不可以僥幸取得嗎？元未想取得天下的人不知有多少，結果沒有不粉身碎骨的。李善長為什么在年輕時親身經歷親眼見到的這種情況，卻又在衰老的年紀去重蹈殺身之禍呢？……上書的最后寫道：“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愿陛下作戒將來耳?！笔葰⒌闹煸翱春?，竟沒有加罪王國用?？梢姡煸靶睦锸呛芮宄?，李善長沒有造反。

既然朱元璋知道李善長不會造反也沒有造反，那么，朱元璋為什么還要殺死李善長呢？“

對于這個問題，一直也是諸位書友們糾結的所在，到底李善長算不算造反呢？

對于這一點，小景多方查閱資料，最終認為，他沒有這個必要，也沒有這個理由。這純粹是朱元璋要鏟除宰相這個職位。

自秦始皇一統六國，天下一統，設置百官，丞相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連接皇帝和百官的中樞。據記載如下：“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

丞相可以說，是負責管理軍事大計或其他要務，并輔佐皇上處理國家大事。逢有機要事情皇帝召集公卿、二千石、博士共同在御前商議，避免專斷。一般政務，則由丞相決定即可施行?；实塾惺拢Ｏ蜇┫嘧稍?，丞相有時可封駁詔書，表示對皇帝命令持保留態度。丞相具體職權是：任用官吏，或是向皇帝薦舉人才；對于地方官的有考課和黜陟、誅賞的權力；主管律、令及有關刑獄事務；地方上若有暴動等事，丞相派屬官前往鎮壓；在軍事或邊防方面也承擔一定的責任；全國的計籍和各種圖籍等檔案都歸丞相府保存。西漢時御史大夫輔佐丞相，職掌大致相同，所以不少事務常由丞相、御史共同出面處置。

丞相之秩為萬石，月俸之谷三百五十斛，錢六萬。屬官有長史二人，為丞相的助手。另有少史、征事等。又設西曹、東曹、奏曹、集曹、議曹等機構，分管官吏遷除、郡國事務、章奏謀議、征集租谷等事。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又置司直，專司刺舉百官不法者，從而加強了丞相的監察職能。唐宋元一直沿用。

隨著宰相的權利日益擴大，必然與皇權有了爭斗，以我看，正是這個要了李善長一家七十幾口的性命。

朱元璋生性多疑，對丞相權力過大早就心存疑慮，隨著自己年事的增高，太子又柔仁，便決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條”，給后代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李善長作為開國丞相，功臣第一，其對皇權的威懾力、影響力和破壞力是難以估量的，因此，他也就成了必須被除掉的那個“刺”。

為了避免皇權旁落，自胡惟庸陰謀造反后，朱元璋即廢除了中書省，分相權于六部，六部尚書執行皇帝的命令，直接對皇帝負責。其后，進一步宣布永遠不許再提議設置丞相一職。秦漢以來行之1000余年的丞相制度從此廢除，皇權的膨脹超過已往歷朝歷代，達到極至。而當相權被弱化，權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之后，恐怕皇帝也會因為太繁雜的公務和太大的壓力而崩潰，因為任何人都沒有管理、處理全國一切事務的興趣、能力和承受力。另一方面，皇權高度集中后，各級官僚特別是中央高級官僚也就沒有了處理政事和國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那么他們就只剩下想法設法謀求私利這一件事可做了。相權的弱化，致使明朝中后期出現了一個非?；奶频木置?，統治機構自行渙散、瓦解：明世宗中年以后就不見朝臣；明穆宗即位3年也沒向大臣們發一句話；明神宗30年內只見過群臣1次；連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積如山，不審不批；群臣們在大殿上高聲喧嘩、隨地吐痰；大臣辭職時也不見皇帝，僅上一封辭呈便棄官回家；各部無人上班，衙門上鎖，院子里長滿青草，所有公事全都無人辦理。難怪有人感慨地說，明朝并不亡于崇禎，而亡于洪武。這恐怕是朱元璋在誅殺明朝最后一個丞相李善長時沒想到的吧。

前面說過，李善長是淮西集團的首領，加之淮西集團在新朝利益分配中太過霸道，樹敵必不在少數。他的徹底倒臺，因此便具有雙重的心理安慰作用，一是針對朱元璋的，二是針對各派系文臣的。

然而，也許因為李善長一家的死難太過慘烈給人刺激太深，或者更因為受儒家熏陶的知識分子良知未泯，忍不住要主持公道，哪怕面對君主的淫威。在李善長死的第二年，即有人上書訴其冤。

這封替李善長申冤的奏折，據說出自著名才子解縉的手筆。最精彩的部分是以下一段：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勛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股崎L佐惟庸成，不過勛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紀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當元之委，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

說這段文字精彩，其精彩唯在于，它揭出的全是人人能夠想得到的一點常情常理。李善長當年冒萬死，才有了后來他在新朝中的地位，他已經是勛臣第一，得到了“公”的最高爵位，兒子當了駙馬，親戚都當了大官，一個做臣子的到了這一步已是頂點。如果他像別人指控的那樣，輔助胡惟庸謀反成功，他又能到哪一步？充其量不過仍是勛臣第一，能超過他現在已得到的一切嗎？何況，李善長又不是小孩子，他難道不知，取天下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元末大亂中，起來爭天下的人多了，除了您朱皇帝，不是都灰飛煙滅了嗎？這些李善長當年都曾目睹和親歷，他怎么可能在即將“翹辮子”的高年，卻非要去冒這種危險？

解才子真是大手筆，駁論痛快淋漓。對此，朱元璋有何反應呢？史書上說：“tai祖得書，竟亦不罪也?！?

按照常規，既是欽定的大案，是決不會容忍異議，更不用說翻案了。朱元璋此處的沉默就顯得有些意味深長。也許，是同樣處于衰朽之年的朱元璋，想起了什么？

李善長獄案出自圣裁，而羅織最有力者則是當時的左都御史詹徽，《明史》本傳說詹徽“性險刻，李善長之死，徽有力焉?！彼鋈巫蠖加肥菑暮槲涫吣甑蕉晡逶?，李善長及其家口七十余人在五月坐誅后，六月，他就登上了左都御史兼吏部尚書的寶座，洪武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二十六年，藍玉案發，“詹徽受命鞫藍玉，玉不肯服?；者秤裢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徽即吾黨’，遂并殺徽。”《明史》下了個結論，“徽好窺上旨，終及于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