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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爾任斯基立刻反駁道：“這種做法是不恰當的！不管列

寧同志的意見是不是正確的，我們都沒有權利不刊登《遠方的來信》，那既是對列寧同志的不尊重，也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爭論，我的意見是……”

捷爾任斯基話未說完，加米涅夫就忍不住了，他用一種顯而易見的惱火的聲調反駁道：“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同志，我們才剛剛穩定工人們的浮躁情緒，讓事情回到正軌，這時候刊載《遠方的來信》只會讓他們產生錯誤的想法。列寧同志不在國內，不知道局勢的險惡，難道您也不在國內？你這種想法是極其幼稚的！”

捷爾任斯基倒是比加米涅夫蛋定得多，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火氣，依然是那么語重心長：“我當然了解您的顧慮，但是我也必須提醒您，不管是《遠方的來信》還是《給啟程回國的布爾什維克的電報》都已經在國外的報紙上發表，我們只能遮掩一時卻遮掩不了一世！而且若是傳出去《真理報》拒絕刊發我們布爾什維克領袖的文章，這將造成怎樣的誤會？又會讓下面的同志產生什么樣的想法？我的意見是……”

“這也是我為什么不同意刊發的重要原因！”加米涅夫顯得愈發的急躁了，“列寧同志的這兩份東西是魯莽和急躁情緒的產物，是列寧同志被二月革命的勝利激情感染下，一時的冒進！等他冷靜下來絕對會收回這種不切實際的念頭，正是出于對列寧同志名譽的負責，我們才不能刊登這種東西！”

從某種意義上說，加米涅夫的出發點確實是對列寧的名譽負責，不忍心看著自己的導師和領袖犯錯誤。然而這個出發點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加米涅夫是對的，但他是對的嗎？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蘇聯解體后西方國家回顧十月革命的歷史時，幾乎是異口同聲的認為不管是列寧還是托洛茨基的主張過于急躁，當時的俄羅斯有更現實、更溫和、更有良心的選擇。但是，但是為什么他們更欣賞的更現實、更溫和、更有良心的那一部分人沒有取得成功呢？理由很簡單，這幫孫子真是一群蠢到了家的窩囊廢。

不是布爾什維克有多強大，才搶到了政權，而是這幫孫子實在是低能和自作孽。二月革命之后，兩個政權并立，從形勢上說蘇維埃執行委員是愿意支持臨時政府的，但是臨時政府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關鍵問題上失分，從四月危機到第一次聯合政府，再到七月危機，九個月之內臨時政府總是在最關鍵的問題上給出錯誤的答案。

四月危機、第一次聯合政府到七月危機，臨時政府的行情一路走低，從最開始的能獲得蘇維埃絕大多數的支持，到最終被蘇維埃所拋棄。不是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區聯派和社會革命黨左派有多強大，就算是強大也是臨時政府自己造成的，一個人下一兩次臭棋很正常，但是下的每一步都是臭棋，那除了說自取滅亡還有什么別的解釋？

正是臨時政府一次次下臭棋，導致了蘇維埃權力的重新洗牌，支持他們的中間派和保守派一點一點的被選出了蘇維埃，到頭來還不服氣，說是人民受到了蠱惑。不是自己無能而是對手太邪惡，這種借口每一個失敗者都會找，但是卻沒有任何意義。只能說歷史給了臨時政府一個充當救世主的機會，但他不光不珍惜，反而硬是要哭著喊著演反派，人要找死老天爺憑什么攔著？

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加米涅夫選擇了一條自以為正確實際上卻完全錯誤的道路，并一路走到黑，他和臨時政府一樣每一次都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幸運的是他老師列寧一次又一次的將其拉回來，一如既往的信任他，為他辯解開脫，作為一個老師已經是仁至義盡。但是老師不懲罰他，不意味著他能永遠的幸運。在幾年后同班小弟斯大林抓住他在1917年犯的錯誤好好的給算一算總賬，雖然后者在1917年并沒有比加米涅夫表現得更好。

當然這些是后話，暫時也沒必要提，只要知道加米涅夫現在自作聰明，以為自己這個得意門生可以糾正老師的錯誤，可以自立門戶并準備和老師掰掰腕子了就夠了。

因為驕傲所以得意忘形，這就是加米涅夫心態，也是他以后杯具的重要原因。而站在他對面的捷爾任斯基卻不是這樣的人，什么驕傲、得意的情緒完全和他絕緣，和自號石頭的加米涅夫比起來，捷爾任斯基更像是一塊真正的革命頑石。對于列寧的力量、列寧的人格魅力以及列寧高超的政治手腕，他比某個天子門生有更深刻的了解。

當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還沒有分家的時候，當黨還叫做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時候，列寧就同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唐恩這樣的老油條交手多次，生生的將一個黨折騰成了兩個黨，還給對手扣上了少數派的帽子。這樣的高手哪里是學院派的加米涅夫能夠對付的？

當然，捷爾任斯基也沒自大到認為自己能夠和列寧過招，他壓根就沒打算同對方硬抗，那沒有意義，只會讓黨再次分裂，所以他才會制止加米涅夫這種極其幼稚的自殺式的挑釁。

“列寧同志絕不是一個沖動的人，對于革命的道路他一向有過人的遠見，《遠方的來信》絕不是一時的沖動，我認為這是列寧同志經過深思之后得出的結論。雖然這個結論我們暫時不可能認同，但是這個結論完全值得討論。有必要讓黨內的同志都看一看想一想，我的意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