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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郎機大炮與紅夷大炮一樣,是16世紀初從葡萄牙人處傳來的,在明代,“佛郎機”即指當時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最初,葡人的一艘戰(zhàn)艦在澳門外海與明朝水師發(fā)生沖突,后被明軍俘虜,戰(zhàn)斗中,明軍吃了佛郎機大炮的虧,因此一上岸就向朝廷請旨仿造。明朝稱仿造的佛郎機大炮為“子母炮”。
佛郎機大炮是一種鐵制后裝滑膛加農炮,整炮由三部分組成:炮管、炮腹、子炮。開炮時先將火藥彈丸填入子炮中,然后把子炮裝入炮腹中,引燃子炮火門進行射擊。相對紅夷大炮而言,佛郎機大炮的炮管較薄,口徑?。ㄗ畲蟮囊环N也在85毫米以下),重量輕許多。佛郎機大炮獨有的炮腹相當粗大,一般在炮尾設有轉向用的舵桿炮管上有準星和照門。對于子母炮這種火炮的概念,大家可以想象成槍與子彈的關系,以現(xiàn)代的定裝藥槍彈為對照,空的子炮相當于彈殼,火門相當于底火,當子炮內裝入火藥與彈丸后就和子彈的功能一樣了,此外炮腹可視為槍支的彈膛。佛郎機大炮的結構可以概括為兩點:1.后裝炮2.定裝彈藥。我們可以認為:佛郎機大炮不僅是后裝炮的祖先,而且是近代金屬定裝彈藥的原型。*
佛郎機大炮有4大優(yōu)點:
一.射速快。以重型佛郎機大炮“無敵大將軍”為例“每炮母炮載以炮車,配子炮3門,射時子炮裝入母炮,射畢取出。再裝填第二個子炮?!备鶕嶋H操演,前三炮射擊總共費時不到20秒,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
二.散熱快。由于后裝炮前后相通,空氣流通,且炮管較薄,易于散熱。散熱快可以使火炮增加持續(xù)射擊的能力,也減少了火藥自燃的可能性。
三.子炮的容量確定。容量決定了火藥的裝填量,因此不會發(fā)生因過填裝而導致的炸膛事故。
四.子炮是鐵鑄的,可以承擔一部分火藥壓力,使炮腹的壽命增長,此外子炮損壞了(多是出現(xiàn)裂縫)一個,不影響火炮的射擊性能。
限于當時的技術水平,佛郎機大炮也有一個無法克服的缺點:子炮與炮腹間縫隙公差大,造成火藥氣體泄漏,因此不具備紅夷大炮的遠射程。
應該說明朝是對佛郎機大炮十分重視的,但是進口的少,仿制的多,且仿制的火炮各種規(guī)格齊全,從千余斤的多用途重型(要塞、野戰(zhàn)、戰(zhàn)艦)火炮“無敵大將軍”到百余斤的大“佛郎機”,再到幾十斤的“小佛郎機”(可馱在馬上點放,自行火炮?),連士卒手中都有幾斤重“萬勝佛郎機銃”(配九個子銃)。明長城出土的各型佛郎機數量很大,是軍隊火器的主力。究其原因有三:1.佛郎機型火炮口徑小,發(fā)射開花彈威力不大,以發(fā)射霰彈為主,射速又快,近距離殺傷力極大,殺傷面積廣,是守城的利器。“無敵大將軍”炮可“每個子炮內有500鉛彈,散布可達20余丈”。2.佛郎機型火炮對內膛的要求底,工藝簡便(三個部分是分開鑄造),用料少可以大量鑄造。3.由于不易炸膛,對放炮士卒的技術要求低,不必長時間的訓練(各種資料上顯示當時的火炮炸膛事故頻繁,惟獨少見佛郎機型火炮的相關記載)。
總的來說,佛郎機大炮的性能是超前的,與紅衣大炮相輔相成,但是到了清朝,軍中對火器一味求其射程,重紅夷而輕佛郎機,以至于到了十八世紀清朝的軍隊里已經完全沒有佛郎機的蹤跡了。佛郎機大炮和紅夷大炮同樣是明朝中后期引進的西方先進武器,它們的命運差別竟然如此之大,令人唏噓。
作品相關崇禎的成敗
崇禎是個亡國皇帝,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奇怪的是,他是一個比較不挨罵的亡.國之.君。且看看歷史上有名的幾個亡.國之.君。漢末的漢獻帝,軟弱無能。陳后主陳叔寶,是個荒無恥有了名的皇帝。隋煬帝楊廣,不說了,暴君的名氣可與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長于婦人之手,幾曾識過干戈?雖有一手的好詞,卻是以三千里江山為代價,最后做了違命候,連個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過不了。北宋二帝,徽宗與李煜差不離。這些人在歷史上,是罵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詞而幸免)。
但崇禎不一樣。先看看造了他十幾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保ā兜菢O詔》)李自成是在明朝統(tǒng)治下活不下去才鋌而走險,與崇禎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這段卻說的客氣之極,分明就是“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文雅說法。連李自成都是這樣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說了。
清張廷玉在《明史.流賊傳》中這樣評價崇禎:“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實上,明朝早在崇禎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實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沒一個說的過去的,有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歡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親爹媽爭名分而與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歡封自己做什么將軍、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歡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紅丸的皇帝,有喜歡微服私訪調戲良家婦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極致,整個二十五史,沒有這么胡鬧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終,外有邊患,蒙古、瓦剌、滿州相繼而起,戰(zhàn)事紛紛。內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劉瑾、谷大用、魏宗賢、王承恩,相繼把持朝政,而且自從有了奸宦的擅權,就有了閹黨與朝黨之間的黨爭,正邪之爭、門戶之見,都使朝政內耗于此。
所以崇禎帝即位時,明朝已是風雨飄搖了。這樣的國家接了手,已無機會可言。
但是崇禎皇帝還是沒有學他的祖先們,登基伊始,他就體現(xiàn)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斷,二是勤政。
天啟七年八月丁巳,崇禎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賢于鳳陽,十一月乙巳,魏忠賢縊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國興伏誅。崇禎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賢及其黨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賢黨馮銓、魏廣微籍。崇禎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這一系列的舉措,雷厲風行地清除了魏忠賢和客氏的勢力,鞏固了自己的政權地位,閹黨之禍逐漸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為之一振,人們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但是他隨后又繼續(xù)寵信宦官王承恩,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樣的錯)。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記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而且,從崇禎的諸多舉措來看,他也是想有為的,他在位十七年,動輒下《罪已詔》來安撫民心,所用之言都極盡自責之能事。
如在十年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的《罪己詔》上,皇帝是如此說的。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議繕修,(輒)乘機自潤?;蛘儋I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樸任意。囊橐既富,則好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勛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了京畿。鄉(xiāng)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為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但就這樣一個果斷、勤政、愛民的皇帝,為什么會亡在煤山的清風明月下?。
崇禎的果斷是有據可查的,誅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輝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斷就用錯了地方。
懷疑+果斷,是皇帝給所有忠臣良將最大的毒藥。袁崇煥,一個打死了努爾哈赤的功臣,一個讓所的滿州人心驚膽寒的軍人,一個赤膽忠心,一心想學岳飛的人,最終與岳飛有了同樣的下場,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襲來的反間計上,自毀長城,是崇禎的果斷。“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保ā睹魇?袁崇煥傳》)。
崇禎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大的一人。在殺了袁崇煥后,他越發(fā)的不信任大臣,在他的任上,究竟殺了多少封疆大吏,罷了多少內閣首相,沒數過,但若算算年平均數的話,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后幾年,可能沒有人能比的上他。
如果一個皇帝在政事上是這般的果敢,那么,亡國也就是遲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愛民,他的《罪已詔》,他動輒就下的“減膳、撤樂”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譽”,掩人耳目。崇禎年間,邊患紛擾,流賊頻仍,戰(zhàn)事紛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無以為生,已到了易子為食的地步,國庫無錢。顯而易見。
在崇禎九年,其實就有人提出了解決財政空虛的方案,《明季北略》卷十二載有《錢士升論李琎搜括之議》,便是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睂W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幸進,實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為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圣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大亂自此始矣?!讯鴾伢w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
“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边@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為李璉,言“李璉者,江南武生也,上書請令江南富家報名助餉”,大學士錢士升加以駁斥。
其實這個李生也是迂腐,大明朝存在了兩百多年,哪有窮皇帝的道理,何況前朝還有好幾個小氣的把銀子放的發(fā)了霉的皇帝和好幾個特別會搜刮的皇帝??喜豢夏贸鰜聿攀顷P鍵,要皇帝向臣下要錢,那多沒面子,而且他這樣說,是不是暗指皇帝也留著私房錢不肯拿出來?他這個折子僅僅就這樣處理了,是他的命大。
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開內庫一看,其“舊有鎮(zhèn)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二十)。這么多錢,若真是放用來放庫賑災助餉,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進不來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盡了(只是可能)。就算不夠用,也比下《罪已詔》、“減膳、撤樂”要實惠的多,老百姓也會買他一點賬。
崇禎的亡國,《明史.流賊傳》中說的還是很全面:
莊烈之繼統(tǒng)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于中,不搖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當夫群盜滿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撫兩端,茫無成算。內外大臣救過不給,人懷規(guī)利自全之心。言語戇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為閫帥者,事權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于不能罰,制馭過嚴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政繁賦重,外訌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并發(fā),厥癥固已甚危,而醫(y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賊也。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導致明朝的滅亡,黨爭、法壞、邊患、流賊等等,無一不可寫幾本專著,這里只是一時之慨。
崇禎-勵精圖治的亡.國之.君
標題即一悖論。按照一般的常識,勵精圖治的總是那些圣明的帝王,如唐宗宋祖,秦皇漢武,康熙乾??;而亡.國之.君,不用說,那自然要么昏庸、要么殘暴、要么糊涂--要么竟然是兼具三種特色的扶不起的劉阿斗式的人物。因此,將崇禎定位于勵精圖治的亡.國之.君,就好像說某人是個奸詐的好人,某人勤奮地偷懶,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樣不合邏輯。但歷史本身并不一定非要依照邏輯來行走,更不一定與我們的常識相吻合。歷史所干出的勾當常常令人啼笑皆非,無法表情。
說崇禎勵精圖治,這在早些年姚雪垠同志奉了御命寫《李自成》的年代自然是荒唐之論,少不了要被扣上為封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的帽子的。但是,即便是奪了大明帝國江山的滿人,在他們作為勝者來編撰的《明史》中,也給予了崇禎這位亡.國之.君相當高的評價:
“崇禎繼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為。在他即位之初,他精明果斷地鏟除了魏忠賢這個奸臣,天下都希望他能帶來承平。但可惜的是當時明朝大勢已去,積重難返。朝廷里黨派紛爭,戰(zhàn)場上兵疲將驕。四面戰(zhàn)爭不已,流寇四處蔓延,天下潰爛得不可救藥,可謂是不幸之極。然而崇禎在位十七年間,不溺于聲色犬馬之中,而是勤勉辛勞,勵精圖治,在面對臣子時常感嘆,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但卻沒能如愿,以至導致了他所用非人,使時局更加艱難。到后來他重又信任宦官,將他們派到各個重要崗位上,這一舉措非常地不合適。后來江山移人,他也自殺身死,難道不是氣數使之然嗎?”(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保?
崇禎的另一個大敵李自成,在他向全國的徹底摧毀明王朝的檄文中也認為“君非甚暗。”至于大明的遺民們,更是將他認定為一代圣君,其中嶺南派詩人屈大鈞在詩中寫道:
“先帝宵衣久,憂勤為萬方;
捐軀酬赤子,披發(fā)見高皇;
風雨迷神路,山河盡國殄;
御袍留血詔,哀痛何能忘?”
這哪里是一位亡.國之.君?這分明是一位勵精圖治,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圣明天子啊。遺民歌頌前朝,里面帶了不少感情因素,不免有夸大之辭。但考察歷史,我們同樣會發(fā)現(xiàn),崇禎在位期間,的確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業(yè)業(yè),他本身的素質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屬上智之人,與他那個二十多年不上朝不與大臣見面的祖父和他那個縱情酒色,不會治理天下,卻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禎之“敬業(yè)”,簡直可以評為帝王中的勞模。但是,正是這么一位希望能夠中興帝國--并且為了這一希望而身體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執(zhí)著和夢想,最后換來的不但不是帝國的中興,反而是帝國的覆亡,他本人也將在一個寒冷的春夜里走投無路,只得殺妻殺子再自殺。這樣的前因與后果,委實讓人捉摸不透歷史老人究竟是何種心態(tài)。
一個人命運的悲劇其實就是他性格的悲劇。如果這一論斷沒錯的話,那么,以崇禎的人生悲劇而言,這人生悲劇的確來源于他的性格悲劇。
崇禎名朱由檢,生于1610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來的明光宗)之子,崇禎五年即喪母,雖然貴為太子之子,但當時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穩(wěn)定,長年蒙在萬歷欲廢其而立鄭貴妃之子的陰影之中,再加上萬歷是一個絕情于親情的人--事實上歷代帝王因為子孫眾多,往往其中的親情平淡如水,幾乎從來沒有過平民家庭那種天倫之樂。萬歷既不喜歡崇禎的父親,當然也就更不喜歡木訥內向的崇禎。后來,他的生父雖然歷盡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卻在即位的當年就因縱欲過度而病死了,皇位傳到崇禎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對于酒色可謂是秉燭夜游,夜以繼日。這個年輕的皇帝對治理天下基本沒有興趣,將它一股腦兒地交給了太監(jiān)魏忠賢。在這個皇帝眼里,連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關心,何況是崇禎這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禎的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完全沒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愛,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親歷了紅丸案和移宮案等駭人聽聞的政治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