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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洋務運動最新章節!
說起廣州同文館創辦的緣起,當然與19世紀后期外語人才緊缺有關。國門被堅船利炮轟開之前,朝廷深恐“夷文夷字”敗壞道德人心,所以嚴禁百姓學習,誰學了誰就要吃牢飯。國門被轟開之后,官方開始被迫跟洋人打交道了,但手頭幾乎沒有懂外語的人可用。林則徐是“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可他費盡周折,才請到了幾個向傳教士學過英文的讀書人為他翻譯各種資料;朝中大員琦善受命南下辦理“夷務”時,找的翻譯居然是只懂幾個英文字的鄉間地痞,可見懂外語的人在當時有多奇缺了。
懂外語的人無比稀缺,但對外語人才的需要卻迫在眉睫。1858年6月簽署的《天津條約》規定,以后英國文書都以英語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等中國派學生學習英文之后,就不再配送漢文,對文字有爭議的地方,也以英文為準;1860年,清政府又被迫允許外國使團在首都駐扎。那時,官方沒有精通外語的“自己人”可用,與外國人打交道,要么依賴對方提供的翻譯官,要么就得向那些“自學成材”的民間“通事”(即翻譯)求助。可前者肯定會偏袒對方,甚至不惜對中國人連哄帶騙,用李鴻章在《奏請廣方言疏》中的話來說,就是“難保無偏袒捏架情弊”;后者在江湖上跌打滾爬多年,最大特點是“見便宜就占”,晚清外交家、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出使前就曾向兩宮太后特別申明:“通事剛八渡(指買辦)等人,大半唯利是圖,斷無忠貞之悃,臣不敢攜帶。”
洋翻譯靠不住,土翻譯又太世故,官方外語學校的開設就勢在必需了。于是,在洋務派的推動之下,京師同文館于1862年開館;緊接著,上海同文館與廣州同文館于之后兩年相繼開館。在上海、廣州兩地開辦同文館的原因,李鴻章在《奏請廣方言疏》中說得也很明白,“惟是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東兩口為最”。從1864年開館,到1905年改為譯學館,廣州同文館存在了數十年之久,成為嶺南官辦外語教育的一個典型案例。
何宏俊并沒有動用家里的關系去廣州同文館,而是以學子的身份準備先去廣州同文館看一看,想看看這時候中國最好的學院是什么樣的,在他的印象中,最有名的應該就是京師同文館了,同文館附屬于總理衙門,是清末最早的洋務學堂。先設立英文、法文、俄文班,后陸續增設德文、日文班以及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外國史地等。招收學員,最初從八旗兒童中挑選,后來從貢生、舉人提高到進士、翰林院編修、檢討等正途出身的京外各官,年齡放寬到30歲,也不專限八旗。學制分三年、五年、八年不等。除漢文外,其他課程均聘外國人教習。該館還設有印刷所,譯印數、理、化、歷史、語文等方面書籍。對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傳播起了一定作用。前后辦理20余年,入館學員約300人。1902年并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
廣州北大門朝天街,這就是廣州同文館的所在地。何宏俊走了進去,沒有聽到朗朗讀書聲,也沒有看見幾個真正的翻譯洋文的讀書人,反而是大多數人都拿著四書五經再看,何宏俊越看眉頭就皺得越緊,在里面轉了一圈,沒想到去碰見了一個熟人,這個人就是哈巴安德,隨即就走了過去向他打了招呼。
“你好,哈巴安德先生,沒想到能夠在這里見到你。”何宏俊說道。
“見到你我非常高興,我是這里的英文教習,雖然這里的學生都不喜歡學習英文,但是這里的報酬,很高。你知道的我很需要錢,我要辦我的學校。當然現在是我們的學校。”哈巴安德誠實的說道。
既要培養外語人才,聘請外教當然是重中之重,廣州同文館對此可是不惜重金。根據章程,同文館給西洋教習開出的報酬是每年1200兩銀子,另外每年還有近200兩的筆墨銀,要知道,那時一個知縣一年的俸祿也不過四五百兩銀子,再看當時的房價,根據老畫報上的買賣個案,三四百兩銀子都能買一個宅院了。由此可見,西洋教習一年的收入,足夠買三四個宅子了。
除了外語,同文館還十分看重經史子集的學習,這是官方眼里不可逾越的“根本之道”,所以還必須聘請漢語教習。不過,漢語教習的報酬就低多了,每年只有480兩,筆墨銀也只有48兩。但是,把這個數字拿出去比一比,還是很有競爭力的。
教習收入高,學生的生活也很優渥。根據同文館章程,每期均由地方官選擇16名資質聰慧的八旗子弟和4名漢人世家子弟,送入學校,學制3年,學成后主要就去各衙門當翻譯官。為了吸引生源,同文館提供了很高的食宿補貼,最初是一個月3兩白銀,后來一度漲到了12兩。學生的食宿補貼,在當時稱為“膏火銀”,廣州同文館的“膏火銀”之多,在全城無出其右。
“我知道,我并沒有怪你的意思。我來這里也是想看看這里的學生,還有這里的學習氛圍。不過現在我已經看到了。”何宏俊回答道。
“你的感覺怎么樣?和我們的那所學校相比,你更喜歡哪一種?”哈巴安德感興趣的問道。
“我更喜歡我們的那一所學校,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夠盡快擴大到那所學校。”何宏俊回答道。和哈巴安德短暫的交流之后,何宏俊就出來了。
何宏俊走出大門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