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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的時候就開始了，但那時候是偶爾被抓住，然后被人告狀到學校。”老師說，“我們做老師的，幾乎都訓斥過他，有的甚至體罰過。可是沒用啊，愈演愈烈，六年級開學才半個月，他都已經被抓到三次了。我們管不了，就交給校長管了。具體是怎么處理的，只有李校長知道。”

“明白了，李校長這半個月，就找了他三次麻煩。”馮凱說，“那你大概知道是什么事嗎？”

“開學第二天，偷人家賣的冰棍，被同學舉報了。”

“賣的冰棍，怎么偷？”馮凱的腦海里都是商店門口的大冰柜。

“就是騎自行車，后座上帶著個泡沫盒子的那種賣冰棍的嘛。”老師說，“放學后就會停在門口，一來就被一圈學生圍上。冰棍包在棉被里，放在泡沫盒子里，有人買就打開盒蓋拿冰棍。趙小三趁著老板轉身找錢的時候，從盒子里拿了一根就走。老板沒看見，倒是被學生匿名舉報了。”

“舉報到李校長那里？”

“嗯。校長知道后，就找他談了一次話，說了一個多小時，說了什么我們就不知道了。”老師說，“可沒想到，這還沒過去三天，又去偷人家的畫片，被當場抓到了。畫片，你知道吧？”

馮凱點點頭，他的腦海里，盡是自己兒時的記憶。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孩子們沒啥玩的，尤其是男孩子，最常見的玩具就是畫片、酒瓶蓋和玻璃彈珠。

畫片就是半個煙盒大小的硬紙片，正面印著一些動畫形象，比如變形金剛什么的，反面是對動畫形象的介紹。男孩子們在一起玩畫片，就是一人拿出一張畫片，正面朝上放在地面上，然后每個人拍一下地面，用拍地的氣流讓畫片翻過來。誰拍完之后所有的畫片都是反面朝上，那他就贏了，就可以贏走其他小伙伴的畫片。

酒瓶蓋就是男孩們收集的大人們喝啤酒留下的瓶蓋，用石頭將它砸成扁平的鐵餅狀。一人出一個酒瓶蓋，放在手掌心，然后拋起，在酒瓶蓋騰空的時候，翻轉手掌，讓所有的酒瓶蓋都落在手背上。再將酒瓶蓋拋起，在空中抓住一定數量的酒瓶蓋。如果開始大家設定的數字是“3”，那么能夠抓住3個酒瓶蓋的人，就贏得所有的酒瓶蓋。

玻璃彈珠，需要在土地上玩。用腳踩玻璃彈珠，在土地上踩出一個小坑，孩子們將彈珠放在食指的第二指節，然后用拇指將彈珠彈出去。彈出去的彈珠碰撞別人的彈珠并把別人的彈珠撞進小坑里，就可以贏走別人的彈珠。這是一個類似桌球和高爾夫球的游戲。

“當時，人家老板擺地攤，他蹲在地上，看上去是在挑選畫片。”老師的話打斷了馮凱的回憶，“結果他趁著老板不注意，把畫片塞到自己的鞋幫里。因為太貪心，最后那個鞋幫鼓得很明顯，被老板發現了，扭送到學校交給李校長。校長當時很生氣，當著我們幾個老師的面，打了他的屁股，實際上打得很輕。”

“可趙小三屢教不改是吧？第三次，是發生在14號嗎？”馮凱問。

“如果我沒記錯，應該是13號。”老師說，“這一次是學校門口的小賣部老板找到了校長，說趙小三在他的玻璃彈珠柜臺前面站了好久，什么都沒買就走了，于是老板清點了一下，發現少了三顆。老板認為是趙小三偷的，就來找校長告狀了。”

“少三顆彈珠都知道？這老板夠細心的。”

“是啊，少的是什么顏色的都知道。”

“是趙小三偷的嗎？”馮凱問。

“校長當時很生氣，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搜了趙小三的書包，果然發現了顏色一模一樣的彈珠。”老師說，“校長沒收了彈珠，應該是還給老板了。”

“行了，一切都清楚了。”馮凱說，“你先忙吧，我去找這三個老板，再核實一下。”

另一頭，顧紅星回到分局找到了理化檢驗師馬晴紅。

“我記得你那個顯色法很靈。”顧紅星說，“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一名犯罪嫌疑人，但因為是未成年人，所以希望證據扎實后再訊問。”

“你是說，去他家里搜？”馬晴紅問。

“不是，他應該只偷了那一塊炸藥，應該都用完了。”顧紅星說，“我是這樣想的，他在蹲守點撕開了塑料包裝，走到現場的窗口去放炸藥，那么必然會有黑火藥的粉末從牛皮紙包裝里漏出來，黏附在他的手上。如果對他的手進行擦拭，是不是有可能檢出黑火藥？”

“按理說，肯定可以。”馬晴紅說，“但是，這都已經過了三天了，他肯定都洗過好幾次手了，即便手上有，也是極微量的了。而顯色法，至少需要0.1克的檢材啊。”

“說的也是。”顧紅星頓感失望。

“不過……”馬晴紅俏皮一笑，說，“你還記得去年我找你要過儀器嗎？”

“是嗎？”顧紅星想了想，說，“現在各個大隊、派出所都設備緊缺，我當時給你批了嗎？”

“批了啊。”馬晴紅說，“當時在分局黨委會上，你說人民群眾安全感的底線就是命案要破、要防，而命案偵破得依靠現場和物證。所以，你說要把有限的預算傾斜給刑事技術部門，破例給我們批了這臺電泳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