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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教育對他的影響還不止于此，他還是高分低能的典型。《瀛臺泣血記》的作者德齡在敘述她經歷的宮中生活時寫道：“一個人只要在皇宮里住三五年就會變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與外界絕少交流，見聞極為有限，生活極為刻板，極端迷信神權、迷信皇權，無形中造成一種凝固的空氣。即使是一個天資高的人，也會被束縛得失去聰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描繪這種感受時說：“如果不是老師愿意在課本之外談點閑話，自己有了閱讀能力之后看了些閑書，我不會知道北京城在中國的位置，也不會知道大米原來是從地里長出來的。當談到歷史，他們誰也不肯揭穿長白山仙女的神話；談到經濟，也沒有一個人提過一斤大米要幾文錢。所以我在很長時間里，總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庫倫吃了一顆紅果生育出來的，我一直以為每個老百姓吃飯時都會有一桌子菜肴。”

這座宮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閉、保守和死寂，對光緒的成長構成了不可挽回的傷害。雖然學習成績良好，然而除了書本知識以外，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國政治的潛規則，這些在他的大腦中卻完全是空白的。親政之后，經常接觸他的大臣發現，這個年輕皇帝缺乏基本的社會常識和應變能力。在復雜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現出令人吃驚的單純、天真。

這個文靜瘦弱的皇帝胸中的民族情感異常熾烈。啟蒙不久，師傅翁同龢就經常和他談起鴉片戰爭，談起圓明園如何被毀，談起咸豐皇帝的北狩。每當此時，翁師傅都會激動得面色潮紅，鼻孔翕動，熱淚盈眶。翁師傅說，天朝上國受到如此奇恥大辱，這是歷朝歷代都沒有過的事！翁師傅說，之所以屢戰屢敗，不在外國船堅炮利，而在中國人心不古，大義淪亡，沒有人肯血戰到底。其實那些西洋小國，全加起來，也不如半個中國大，中國人每個人吐口唾沫，也足以把他們淹死。

每聽到這里，小光緒就忍不住和師傅一起憤怒嘆息。從很小的時候起，他心中就埋下了一個強烈的愿望，那就是等他親政之后，一定要為列祖列宗報仇雪恥。在日本引誘中國走向戰場的時候，皇帝所做的第一件事并非認真了解對手，而是聽任年輕沖動的血液控制自己的大腦，倉促做出了沖上去的決定。

九

進入軍事統帥狀態的皇帝，心中的抑郁一掃而光。他命令太監把記載圣祖皇帝平定準噶爾經過的《圣武記》搬到乾清宮，徹夜不眠地研究列祖列宗用兵的方略，仿照他們的口氣，雷厲風行地下達著一道又一道充斥著“決一死戰”“迎頭痛擊”等雄性詞匯的作戰方略。親政以來，他終于能夠親自指揮帝國航船的航向，真正擔負起國家的重任，怎么能不殫精竭慮、全力以赴？

然而，精讀過《孫子兵法》和《圣武記》并不證明皇帝就懂軍事，特別是近代軍事。戰爭過程與他的想象大相徑庭。清軍與日軍第一次交鋒于朝鮮成歡驛，即遭慘敗，不得不退守平壤。對此小挫，皇帝不以為意，認為勝敗乃兵家常事。據《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載，此戰之后，他正式聲明，對日宣戰，命令對日本“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正式宣戰之后，清軍仍然一反他的指示，節節退縮，及至1894年9月平壤之戰，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鴻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潰敗，此后不到半個月，清軍全部被趕過鴨綠江，日本不費吹灰之力就占領了全朝鮮。

皇帝大為震怒，他認為這無疑是李鴻章指揮不力的結果，這個老滑頭顯然缺乏戰爭的決心和勇氣，所以他的部下才這樣缺乏血性和忠勇。《清德宗實錄》載，皇帝以李鴻章未能迅赴戎機，日久無功，摘去三眼花翎，交刑部嚴加議處，希望他“激發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揮。

諭旨還沒有發到李鴻章處，1894年10月，日本軍隊突破由三萬中國重兵把守的鴨綠江，排闥直入，兵鋒直指沈陽。把守鴨綠江的是以敢戰聞名的悍將宋慶，他的部下也是中國軍隊中裝備最好、最精銳的，中國軍人在鴨綠江防衛戰中的表現也堪稱勇敢頑強，然而在日軍的強大火力面前仍然不堪一擊。直到這時，皇帝才發現，問題不是清軍不敢戰斗，而是中國的軍事實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線上。

慌了神的皇帝如同站在大堤決口旁的指揮者，第一反應就是全力以赴地試圖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樣從京師飛來，每一道都口氣急迫。皇帝要求將士們竭盡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讓他們前進一步。

皇帝不知道，他這樣指揮，正是犯了軍法的大忌。日軍侵入中國境內的那一刻，李鴻章就已經明白這場局部戰爭已經演變成一場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命運之戰。他給皇帝上了一道長長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戰”的戰略主張。他說，形勢很明顯，敵強我弱，日軍利于速戰速決，我軍利于“持久拖延”。日本的國力無法支持它打一場漫長的戰爭，如果中國能以空間換時間，不爭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們急于爭鋒，那么就會在陣地戰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

應該說，李鴻章提出的“持久戰”主張是當時的唯一取勝之道。劉功成在《李鴻章與甲午戰爭》中提出，李鴻章是中國歷史上“持久戰”概念的首創者，這堪稱對中國軍事史的一個重大貢獻。

然而皇帝根本聽不進李鴻章的建議，甚至連那封奏折他都沒有讀完——他沒有這個耐心。日軍在中國境內越深入，皇帝就越驚惶。他最擔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讓他和太后再上演一次倉皇北逃的慘劇。戰前下的所有決心，這時都已不翼而飛，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上面。他不能靜下心來分析整個局勢，沒有興趣在大腦中預演幾步之后的棋局，只是如同一個低劣的棋手一樣，憑著條件反射式的本能，盲目地把棋子一個個往前送。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優秀的軍隊調上前線。他催戰甚急，對所有的前方將帥都不滿意。他對他們的態度只有兩種：一種是不斷地指責，指責他們不負責任，“玩誤”、“膽怯”、“無謀略”；另一種是恫嚇，動不動就以“有畏葸玩延情弊，即按軍律懲辦”、“軍法從事”、“決不寬貸”的圣旨相威脅。在他的不斷催促下，中國最精銳的部隊不斷被送上鋒線，不斷被日軍吞噬，這正中日本人的下懷。

陸軍的失敗，很大程度上與皇帝的指揮思想有關。海軍也同樣如此。皇帝的邏輯是只要戰敗就是有罪。甲午戰爭的第一戰“豐島海戰”之后，皇帝對海軍提督丁汝昌即極為不滿，認為他“畏葸無能，巧滑避敵”，要撤他的職。丁汝昌是在李鴻章力保之下才僥幸留任，不過皇帝對丁汝昌的惡感一直沒有消除。

皇帝不懂海軍作戰規律，卻屢屢瞎指揮。《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載，戰爭正式打響后，光緒皇帝聽說日軍軍艦深入威海、旅順海口活動，生怕日本海軍進攻天津，并由天津威脅北京，遂下令命丁汝昌：“威海、大連灣、煙臺、旅順等處，為北洋要隘門戶，海軍各艦應在此數處來往梭巡，嚴行扼守，不得遠離，勿令一船闌入，倘有疏虞，定將丁汝昌從重治罪。”這道圣旨，導致北洋艦隊從此放棄遠巡，主動放棄了制海權，極大地束縛了北洋水師，使海軍處于單純防御、被動挨打的境地。

日軍圍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誘北洋艦隊駛出威海衛港、在外海予以殲滅的戰略方針后，光緒皇帝似乎是為了配合日軍作戰，屢次下旨，催逼剩下的幾艘戰艦出海作戰。只是由于丁汝昌堅決不同意，才沒中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軍的最后覆沒，與光緒皇帝賞罰失當有直接關系。幾乎從戰爭開始，皇帝就不斷下嚴旨，威脅要將那些不敢拼命的海軍軍官“從重治罪”。在皇帝的威脅下，著名勇將鄧世昌、劉步蟾、楊用霖先后自殺，最高統帥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壓力更大。《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載，丁汝昌“唯望死于戰陣”，每次作戰，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無保護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脫”。他希望用戰死來解脫壓力。據陳詩《丁汝昌傳》，在自殺殉國后，丁汝昌仍然被光緒“朝旨褫職，籍沒家產”，兒孫流離失所。直到光緒死后，丁汝昌才被恢復名譽。

中日戰爭中，光緒皇帝表現出了晚清統治者少有的血性，或者說，是堅定的愛國主義精神。然而，對于一場戰爭來說，僅僅有熱血是不夠的。在戰爭中，年輕皇帝性情急躁、缺乏耐心的缺點暴露無遺。他的急脾氣實在不適合指揮戰爭。

十

翻閱光緒的老師翁同龢的日記，我們很容易在字里行間發現一些令人吃驚的事實。我們發現，在大部分讀者頭腦中，那個清秀、文弱的皇帝，有著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暴躁、偏執、驕縱。還是在少年時期，翁同龢就已經發現皇帝脾氣之暴烈非同一般。僅僅從光緒九年（1883年）二月到六月間，不到半年，《翁同龢日記》中就記載了十二歲的小皇帝六次大發脾氣：二月十五，小皇帝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后殿大發脾氣，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鮮血淋漓，“手盡血也”。又過了一個月，三月十八，“與中官鬧氣”，“撲而破其面”，把太監的臉打破了。五月初二，上課時摔破一碗。六月十二，因發脾氣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頗有意氣”，“余等再入諍之始平”。動不動就摔東西，甚至有自殘舉動，對于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來講，絕非尋常。翁同龢感覺到這個孩子的脾氣十分暴躁，他在日記中寫下了“圣性如此，令人恐懼”。

雖然處在太后的高壓統治之下，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他畢竟是一個皇上。“皇上”這個地位給人性造成了損害，他一樣也不能避免。

在王府之中，他是萬千寵愛在一身的親王長子。他的任何一聲啼哭都會引來數十名奶媽、仆婦的手忙腳亂。進了紫禁城，他所受到的“過度照顧”有加無減。

從進宮的第一天起，小皇帝就立刻感覺到了身份的變化。他發現，除了太后和幾位太妃之外，所有的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太監還是高官，見了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匍匐在他的腳下。從年輕侍衛到須發斑白的大臣，他們臉上的表情無一例外，是誠惶誠恐、激動萬分，有的人甚至渾身戰栗，說不出話來。在太后面前，他是一個平庸的孩子。；對太后之外的所有人來說，他卻是真龍天子。今天的人們也許無法理解那個時代的人對帝王近乎神靈般的崇拜與畏懼。

從進宮的第一天起，太監們就對他說，他不是凡人，是天上的真龍降到了人間。有的太監悄悄對他說，他睡著后，常常會變成一條盤在榻上的小龍。

及至啟蒙，老師又告訴他，他是“天子”，他的每一個念頭都會上達天聽。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寫道：“每當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腦子里便浮起一層黃色：琉璃瓦頂是黃的，轎子是黃的，椅墊子是黃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帶子、吃飯喝茶的瓷制碗碟、包蓋稀飯鍋子的棉套、裹書的包袱皮、窗簾、馬韁……無一不是黃的。這種獨家占有的所謂明黃色，從小把唯我獨尊的自我意識埋進了我的心底，給了我與眾不同的‘天性’。”

和溥儀一樣，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時時刻刻生活在“與眾不同”的暗示之中。莊士敦在《紫禁城的黃昏》中說，與后世傳說的連宮中太監都可以虐待小皇帝相反，“對于宮中許多忠誠的仆人來說……抬頭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雖然在太后面前，光緒必須畢恭畢敬，但只要出了太后的宮門，他所遇到的就是絕對順從，他的所有要求都會被全力滿足，他的任何舉動也不會受到指責。高處不勝寒，在這個過高的地位上，他沒有正常的人際關系，他也沒有機會培養正常的耐挫能力。這種環境對這個孩子的性格不可能不發生致命的影響。

事實上，畸形的成長環境中，他的人格始終沒有完全發育起來，許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兒童階段。在成年之后，皇帝仍然表現得像幼兒一樣，缺乏耐心、固執己見，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滿足，缺乏等待延后滿足的能力。在太后面前，他大氣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宮中，小皇帝卻異常任性、驕縱。在他處受到壓抑的情緒，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加倍發泄，使得小皇帝的脾氣中摻入了一絲乖戾。小皇帝的急脾氣是出了名的：他要做什么事，任何人也不敢攔；他要什么東西，太監們立時三刻就要弄到，否則屁股不保。《宮女談往錄》中，老宮女描述道：“他性情急躁，喜怒無常，手下的太監都不敢親近他。他常常夜間不睡，半夜三更起來批閱奏折，遇到不順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罵混賬。”

這一點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在皇帝親政之后，大臣們曾經向太后反映過，“皇上天性，無人敢攔”。雖然看上去文弱，但臣子稍有忤逆，他就激動暴怒。在太后面前，他百依百順，然而離開了太后，任何人都必須對他百依百順。甚至在被剝奪了權力之后，皇帝的脾氣仍時有發作。光緒后期，曾經服務于宮中的陶湘在寫給大臣盛宣懷的信中提到這樣一件事：1904年，光緒要太監給自己的臥室安上電話。太監說這種新鮮事物剛剛傳到中國，北京城內尚沒有貨物供應，得聯系進口才行。皇帝頓時大怒，限太監一日內找到，否則掌嘴。后來因為怕太后知道，這才作罷。據《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懷檔案資料選編之一》載，陶湘在信中說：“借此（事）可知老太太之嚴待非無因也，借此可知當今之難以有為。實可憂也。且聞當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無一定，總之，太君無論如何高壽，亦有年所，一旦不測，后事不堪設想。”

后來做過溥儀老師的莊士敦談到對溥儀受到的教育時說：“我認為，如果必要的話，任何東西都可以犧牲，而不應讓他的身心健康受到傷害。假如繼續把他作為一個在本質上與一般人根本不同的人來對待，那么，他作為一個人，幾乎肯定將會是失敗的，而且也很難相信，他會成為一個成功的君主。”

他針對后來的皇帝溥儀說的話，在光緒身上都一一可見。這場戰爭與后來那場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敗，與皇帝性格中的這種缺陷很難說毫無關系。

十一

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太后還不以為意。據徐徹《慈禧大傳》記載，她每天游湖照相，養西洋狗，讀《紅樓夢》，甚至自制化妝品，把退休生活安排得十分充實。然而她做夢也沒有料到，當她把眼光又一次投到政治上來的時候，戰火已經燎掉了遼東半島，接下來就要點燃整個大清地圖：到1895年初，遼東全部失守，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日軍海陸兩路，隨時有能力直指北京。

太后再也坐不住了。她悄悄伸出手，暗地里調整了戰船的航向。在光緒帝手忙腳亂地指揮戰爭之際，慈禧卻開始秘密召見大臣，謀劃講和。她已經看出，和前兩次鴉片戰爭一樣，這場戰爭，清朝毫無取勝希望。

是戰還是和，朝廷上下相持不下。那些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的老臣認為，這次戰爭不過是前幾次戰爭的重演，既然最后的結果都是屈服，那么當然越早議和越有利。然而那些年輕的主戰派官員堅決不同意。他們認為，以中國之大，如果血戰到底，定能取得最后的勝利。他們提出，遷都西安，以舉國之力和日本周旋。

在兩難選擇中，皇帝陷入了痛苦的深淵，經受著地獄般的折磨。有生以來，皇帝從來沒有經受過這樣大的壓力，從意志、品質上來說，他難以適應這樣一場意想不到的規模的戰爭。繼續這樣一場戰爭需要的是超人的意志力，而結束這場戰爭更是需要超乎尋常的現實感和判斷力。這些，皇帝都沒有。

皇帝選擇了逃避。他把所有的兵書戰策都扔到一邊，前線的戰報也任由它堆積如山。他不再廢寢忘食了，不再聚精會神了，不再連續不斷地召見、會議、指示了。皇帝躲在后宮，長時間地翻閱詩詞、戲本，或者躺在床上昏睡。他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愿想，他恨不得一覺不再醒來。

當皇帝再次被戰報催迫著出現在大臣面前的時候，人們發現，皇帝已經由一個堅定的主戰派變成了急切的主和派，甚至比太后還要急切。對日議和中，最關鍵的問題是同不同意割地。老謀深算的李鴻章聲稱，他堅決反對割地，“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如果日本人必須割地，“鴻雖死不能畫諾”。連積極策劃議和的太后也反對割地。當聽到皇帝說朝臣有割地之議時，太后大怒，憤然說：“任汝為之，毋以啟予也。”

然而，皇帝很快力排眾議，下定了同意割地的決心。他面召李鴻章，痛快地授予割地之權。皇帝說，如果不割地，那么“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以今日情勢而論，宗社為重，邊徼為輕”。

然而，日本提出的條件之巨，還是大大出乎舉朝上下的心理預期——割地不但要割遼南，還要割臺灣全島，并且軍費達3億元。李鴻章一閱之下，立刻愕然，他急電北京：“日本所要軍費過高，并且遼南為滿洲腹地，無論如何不能割讓。這兩條中國萬不能從，和約不成，唯有苦戰到底。”

幾乎全體朝臣都同意李鴻章的意見。太后甚至說：“兩地皆不可棄，即使撤使再戰，亦不恤也。”

據劉功成《李鴻章與甲午戰爭》，只有“光緒之意，頗在速成”。皇帝現在只有一個心思，那就是快快結束戰爭。只要能結束戰爭，什么條件他都打算答應。他被戰爭弄得太苦惱了。不久之后，皇帝在和議上簽了字，結束了這場大清國有史以來最屈辱的戰爭。

十二

通過這場戰爭，我們可以發現，以光緒的意志品質來論，他不適合承擔治理國家的重任。

那些經常接觸皇帝的大臣發現，親政以來，皇帝的表現一直是兩極式的：一段時間內非常振作，諸事用心，精力十足；另一段時間又無精打采，意志消沉。現存故宮中國歷史檔案館的光緒朝奏折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情況：出現在奏折之上的皇帝朱批，一段時間內字體異常宏大、端正、有力、神采飛揚，比如皇帝親政的頭幾個月、甲午戰爭開始階段以及后來的“戊戌變法”之中；而另一段時間則細小、傾斜、無力，經常帶著虛白，看上去軟弱松懈，比如甲午戰爭后期。特別明顯的是，后一種字體只有前一種字體的四分之一大。如果不事先說明，任何人也不會相信這兩種字體出自同一人之手。在清朝皇帝之中，這種情況是絕無僅有的。這說明皇帝的情緒經常處于從天堂到地獄般的大起大落之中。

國勢衰微的大清帝國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個堅強的領導者，就像一艘暴風雨中的大船迫切需要一個好船長。然而正所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在大清帝國的上升期，上帝簡直像揮霍一樣，把頂級精英一個接一個地投入到愛新覺羅家族的譜系中。從努爾哈赤到乾隆，六位皇帝都保持了非常出色的意志水平。然而，從乾隆中期以后，天下承平已久，皇族的漢化程度加深，錦衣玉食終日，愛新覺羅家族成員骨骼中的鈣質不可避免地開始流失。皇帝的身體素質不斷降低，武功騎射水平一個比一個差，精神和意志一個比一個軟弱，甚至連生育能力也急驟下降。到了晚清，皇族已經退化到了手無縛雞之力的寄生物水平。

溥杰回憶自己的王府生活時說：“四歲斷乳，一直到十七歲，每天早晨一醒來，老媽子給穿衣服，自己一動不動，連洗腳剪指甲自己也不干，倘若自己拿起剪刀，老媽子便大呼小叫，怕我剪了肉。平時老媽子帶著，不許跑，不許爬高，不許出大門，不給吃魚怕卡嗓子，不給……”（溥儀《我的前半生》）

到了光緒皇帝這一代，他身體里愛新覺羅氏的血液已經淡到似有若無了。深宮中長大的他對社會的復雜、人情的冷暖、生存的艱難一無所知。在錦衣玉食和萬人呵護中長大的光緒，從小沒有經歷過任何艱苦，也沒有經歷過大事的磨煉，這使得他的意志素質不但遠遜于他的列祖列宗，甚至不及中人。

然而，按照傳統的政治設計，中國的帝王必須是由超人的意志力和道德感組合起來的完美的人。因為那架龐大無比的政治機器完全要靠他只手去操縱控制，全國人民的安危幸福系于他一身。因此，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皇帝的要求至高至險。畢沅《續資治通鑒》中載，宋高宗紹興七年（1137年）十月的一天，趙構與大臣趙鼎聊天。皇帝介紹自己每天的生活安排時說：“我居住大內，每天都有日課。退了早朝后，就閱讀奏章；午飯后，讀《春秋》、《史記》；晚飯后，讀內外奏章，夜讀《尚書》，一直到二鼓。”皇帝主動伸過屁股，趙鼎當然趕緊拍馬：“如今寒門素士都做不到整天讀書。陛下圣學如此，誠非異代帝王所及！”

甚至這樣刻苦自勵的皇帝，最后也沒能以“圣君明王”的形象進入歷史。從本質上說，人們不是把皇帝當成一個凡夫俗子而是當成一個神來要求。因此，“圣王教育”就是要把一個平庸的人變成完美、堅強、無所不能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