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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縣城的早上特別熱鬧,鐘知意出去溜達了一圈,買了兩個炸得焦香的紅糖餅。主街不算寬,時不時有物流車擠著人流緩慢駛過,上面拉著碼得整整齊齊的罐頭箱子。
鐘知意那篇關于罐頭廠生產亂象的新聞發出來后,玉光縣的罐頭加工產業遭受重擊,一蹶不振。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廠家都昧了良心,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居多,通過這件事,他們也真正意識到利益共同體這一詞的含義,政府的相關部門配合著幾家大廠組建了監督工作組,把衛生標準和食品標準真正落到實處,到了今年,罐頭加工產業才緩過一口氣。
這是鐘知意做這份工作的意義,說推動社會進步太裝逼也太夸張了,只能說他在努力讓這個世界變好一點兒。
可這個世界上的所有事并不只有一個維度。工廠整頓,倒閉,許多人失去工作不得不另謀生路,生活或許因此更為艱難,而那些被他選中作為暗訪對象,對他沒有防備,向他吐露真相的人,“因言獲罪”而承受了更多——輕則被排擠,重則被報復。
在這個角度上,鐘知意不能不去責怪自己。
罐頭廠只是他所做過大大小小選題中的其中一個,鐘知意一直在試圖通過這些去理解這個世界的復雜和多面性,在積極意義中汲取能量,這些能量又在另外一個維度中被消耗。久而久之,消耗開始大于獲得,他整個人便像一株缺水的小草漸漸沉郁下去。
鐘知意知道他的性格并不豁達通透,也比常人軟弱很多,以至于到了今天他雖理解,但內心深處仍然無法接受這種復雜。
三蹦子突突突的聲音隨著顛簸上下起伏,鐘知意晃得眼前都出現重影了,車才停下。
“老板,車上不去了,剩下的路得用走的了。”
鐘知意蔫不唧地應了一聲,他往山上遙遙地望了眼,不太確定靠著那點記憶能不能找到花塘村了,于是又回過頭和開三蹦子的大叔商量,“叔,要不你給我帶個路吧,我再給你加兩百。”
因為這多出來的兩百塊錢,大叔挺樂呵,一路上都在跟他聊天。鐘知意走山路走得上氣不接下氣,只能嗯嗯啊啊敷衍著。兩個多小時后,他們從一條小溝爬上一個土坡,才終于到了花塘村的村頭。
兩三年沒來,村子里還是破落,從下往上看,一座座磚房像撒在山林里的泥點,突兀但又頑強長久地存在著。有兩個臉臟衣服也臟,像剛從土里鉆出來的小孩兒蹲在近處的草窩里,好奇地打量著他們。
鐘知意從背包里抓出一把糖遞過去,小孩兒猶豫著沒接,他就把糖塞到了兩人手里。
兩個小孩兒都害羞地笑,眼睛里裝著不諳世事的天真和稚氣,鐘知意也笑,說:“吃吧,很甜的。”
把糖塞給他們的時候,手背沾上了點泥,鐘知意也不在意,在褲子上隨便蹭了蹭,又從屁股口袋里摸出一張紙幣遞給三蹦子大叔,“叔,你在這兒等我吧,我一會兒就回來。”
上次鐘知意來這兒的時候是秋天,山里的景色要多蕭索有多蕭索,這回滿山的綠,迎面還有帶著點涼意的風,他的心情就沒那么沉。
沿著一條小路繼續往山上走,拐過彎,他往回看,那兩個小孩兒腮幫鼓鼓地面朝著他,像是在看他,又像是在望著山那邊的遠方。
鐘知意回過頭,繼續往前,路過幾片玉米地,他撥開一片雜亂的草叢,在一處矮矮的墳包前停下了。
旁邊的荒草越長越高,墳包卻越來越矮,鐘知意沒找到趁手的工具,把買來的紙錢放在一邊兒,徒手挖了土蓋在上邊兒了。
忙活完,他出了一身的汗,沒什么形象地一屁股坐下,摘下鴨舌帽當扇子扇了扇。
“晨陽,我來看你了。”
這一處有七八個墳包,只有一個經過多年風吹日曬,字跡模糊的石碑。從上往下數第七行第二個,刻著馮晨陽的名字。
抽了支煙,又點了一支插在土里。鐘知意惦記著山里有明火挺危險,他在附近找了半天,撿來一個破油漆桶,把買來的紙錢放進去燒了。
“想吃啥就吃啥,想買啥買啥,花不完存起來,也不知道你那底下有沒有燒烤賣……”
來了一陣風,鐘知意擔心有灰飄出來,趕緊把油漆桶的蓋兒給蓋上了。
“干嘛?嫌少啊?幾千萬呢,不少了。你小子連吃根淀粉腸都不舍得,知不知道幾千萬是多少錢啊?”
鐘知意絮絮叨叨了半天,最后他說:“我辭職了。”
他早就發現了,“冷漠”的人才能做得好記者這份工作。只有冷漠,才能單純地用觀察者的角度去看待這個世界,不會讓那些故事在生活里留下太深太重的痕跡。他就不行,剛來的路上看見的那倆小孩兒,一直到現在他還在想著他們,想他們真可憐,是不是沒見過山那邊是什么樣兒。可能等他回到榮市,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還是總能想起他們來。
“你真舒服啊,我也想躺在這兒,吹吹風,淋淋雨,什么都不想,什么都聽不見,也不會有想不通的事兒。”
風大了點,將鐘知意身上的t恤吹得鼓起來。
“我就隨口一說,你怎么還較上真兒了?”
“但我真挺難受的,難受這個詞兒甚至都太輕了。但我要說痛苦,好像又太矯情。這三年,很多人都和我說過讓我想開點兒,你的死和我沒關系。但有沒有關系,用什么定義的呢?如果不是我讓你幫我拍那生產間,你就不會挨打,不會傷都沒好就急著去給人送貨,最后也不會死,這怎么能說沒關系呢?”